[案情]：

　　屈某43歲，系本市知一鎮崇石村村民。2002年春購買了一臺夏利轎車進行出租運營。為了便于經營，于同年夏天將家搬到城鎮租房后住至今。2005年5月25日9時30分鐘，駕駛黑B53158號213型吉普車的司機付某在密山市人民醫院門前與正在行駛的屈某駕駛的黑CH7222夏利車及張某駕駛的黑C76385松花江面包車相撞，三臺車同時損壞。屈某受重傷，駕駛213吉普車司機付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經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隊認定，司機付某負本起事故的全部責任，屈某在本起事故中無責任。因付某系耿某雇用的司機，屈某在本起事故中無責任。因付某系耿某雇用的司機，屈某便提起訴訟，要求被告耿某承擔原告住院的醫療費、傷殘賠償金，誤工、伙食補助費等經濟損失245,707.49元。庭審中被告同意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但堅持原告系農村戶口，應執行農村居民的賠償標準。

　　[分歧]

　　對此案的處理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告系農村戶口，進城務工并沒有改變其身份關系，應執行農村居民的賠償標準。另一種意見認為，原告在城鎮居住多年，有固定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應參照城鎮居民的標準賠償。

　　[評析]

　　筆者同意后一種意見，其理由如下：

　　一、本案應適用經常居住地的賠償標準，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解釋》第三十五條：“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費支出”“職工平均工資”按照政府統計部門公布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經濟特區和計劃單列市上一年度相關統計數據確定。”這一規定明確了賠償標準，同時也明確了戶籍身份不同賠償標準也不同的原則。為我們調整平等主體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提供了法律依據。實踐中農民工進城務工發生損害，是適用城鎮居民標準也是適用農村居民標準，司法解釋沒有明確的規定。如適用農村居民標準，不利于弱勢群體的保護。損害賠償標準的適用基于戶籍身份關系而產生。單純按身份關系來確定賠償標準，也有悖于公平原則。就本案的原告而言，進城務工多年，有固定的工作，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并在城鎮有居所。消費支出于城鎮，完全符合城鎮居民的消費特征，從生產和消費方式上已經等同城市居民。顯然，按照身份關系來確定適用賠償標準，不符合我國的國情和市場經的發展。在市場經濟案件下，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完全由市場決定。每個人只要他有能力、有意愿、社會有需求，便可隨時隨地更換工作地點和職業。他今年可以務農，明年可以務工，后年還可以經商辦廠。身份關系應隨著擇業的變化而隨之改變。既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也是保障弱勢群體參與社會機會均等的公平制度。本案爭議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827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221元，原告按城鎮居民標準，傷殘賠償金8273元X20年X5級傷殘的60%為99276元，而農村居民的標準只能賠償38652元。城鎮的賠償標準高于農村的標準接近3倍。殘疾賠償金是定型化預期收入損失的賠償。原告工作、消費在城市，用農村的賠償標準賠償其預期損失，使本來就貧困的農民工家庭雪上加霜。公平和正義是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因此，原告的損傷應參照城鎮居民標準賠償，符合我國的國情和社會進步的要求。

　　二、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交叉賠償應適用城鎮居民賠償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頒布，規定了城鄉不同的賠償標準。其不同的賠償標準對調整城鎮居民之間，農村居民之間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起到了化解矛盾、促進社會穩定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在實際運行中賠償制度在設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本案的交通事故而言，被告雇用的司機死亡按城鎮標準賠償（已另案處理），而本案的原告因系農村戶籍，按農村標準賠償，同一起事故卻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賠償標準。同樣的公民卻形成了不同的待遇。雖然人生的價值受社會分工不同的制約，所發揮的作用也不同，但人的生命價值是相同的。社會進步發展到今天，不應存在城鎮居民優于農村民居民的等級觀念。但在實踐中則不然。特別在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交叉賠償的案件尤為突出。例如農村居民致城鎮居民損害賠償時，要按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賠償。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近3倍，農村居民就要負債賠償，加劇了農村居民的生活貧困。而城鎮居民致農村居民損害賠償時按農村人均純收入來賠償，城鎮居民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就可以履行賠償義務。人身權利的保護差距之大，存在著法律上的不公平。從而可以看出賠償制度的缺陷，難以調整社會矛盾，不利于農村居民人身權利的保護。建議立法機關修改賠償制度，城鄉居民之間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應適用城鎮居民標準，使賠償制趨向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