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金融的刑事法律風險有哪些

刑事法律風險主要是指，可能對互聯網金融活動及相關金融管理秩序、從業機構和客戶的財產權利、社會管理秩序等形成不法侵害、造成嚴重的損害后果，并引發刑事犯罪，特別是可能會導致從業機構及/或其工作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相關事件(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風險事件”)。主要包括：

1、信息網絡安全

自互聯網誕生以來，信息網絡安全就是互聯網行業關注的重要問題。不法主體對計算機信息系統的非法侵入及對系統數據的非法獲取及使用，嚴重損害互聯網安全，擾亂社會公共秩序。

根據我國刑法第285條、第286條的相關規定，非法侵入、控制、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的行為涉嫌觸犯“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等罪名。

更重要的是，很多情況下，上述犯罪行為的實施并不意味著犯罪的“終點”，而是為了實施其他犯罪的“手段”和“預備”。根據刑法第287條之規定，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相關規定定罪處罰。

當互聯網與金融發生深度融合后，上述因信息網絡安全事件所引發的刑事法律風險也勢必會蔓延至金融領域。此類事件的發生不僅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會對從業機構及其客戶的財產權利、個人隱私、商業秘密造成嚴重的侵犯和破壞。

根據公開新聞報道，早在2007年，浙江省麗水市人民法院即對兩名Q幣大盜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3年和15年，罪名是盜竊罪。該報道顯示，嫌疑人通過侵入原單位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方式，非法獲取系統內的Q幣，并將所竊取的Q幣用于出售獲利。

在這則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犯罪分子通過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方式，竊取了具有財產屬性的虛擬貨幣Q幣。而在互聯網金融活動中，客戶個人信息及財產信息、從業機構的資金及管理信息、商業秘密等一系列重要信息都是從業機構網絡系統中的一組組數據。因此，當不法分子侵入從業機構的信息系統，并大肆獲取其中的數據信息時，從業機構及其客戶將極有可能遭受不可估量的損失和破壞。

2、資金流動性風

什么是“流動性風險”?根據銀監會2014年1月17日發布的《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令2014年第2號，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本辦法所稱流動性風險，是指商業銀行無法以合理成本及時獲得充足資金，用于償付到期債務、履行其他支付義務和滿足正常業務開展的其他資金需求的風險。”

雖然上述《管理辦法》關于“流動性風險”的規定內容只適用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商業銀行，但其內涵卻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互聯網金融中，從業機構可能面臨的“流動性風險”的普遍共性，即“資金鏈的斷裂”。

實踐中，引發資金鏈斷裂的原因很多，但并非都會引向刑事犯罪，從刑事法律風險的防范角度出發，應重點關注以下情形：

(1)從業機構及/或其從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挪用、侵占機構資金。這里的資金既包括從業機構的自由資金，也包括存放在從業機構或其控制、管理賬戶中的客戶資金。試想，如果從業機構的相關人員，擅自將具備特定用途的資金予以侵占或挪作他用，從而導致相關資金流失或難以及時“回籠”，則極有可能會引發從業機構出現“資金鏈斷裂”的流動性風險。與此同時，相關從業機構及/或其從業人員的該等行為也涉嫌構成我國刑法所規定的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等犯罪。

(2)非法的“期限錯配”。部分中介平臺(如“P2P網絡借貸平臺”、“股權眾籌融資平臺”)未能恪守自身信息中介的地位，未能堅持自身平臺功能，假借平臺的名義搞“資金池”，然后對資金池中的資金進行“期限錯配”，將相應的資金或拆分、或組合后，再進行對外借貸或投資活動。在此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由于“期限錯配”不當或借款對象違約、所投資項目虧損等原因所導致的“資金鏈斷裂”的后果。

在這種非法的“期限錯配”活動中，相關從業機構背離了作為信息中介平臺的基本立場，其行為屬于“不當為而為之”，在這種情況下，相關主體往往會因涉嫌非法集資類犯罪、金融詐騙類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責任，而在這些從業機構進行投資、放貸的客戶們也往往會因此面臨血本無歸的苦果。

(3)“龐氏騙局”的出現。所謂的“龐氏騙局”實際就是“拆東墻、補西墻”，也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借新還舊”。行為人往往以“高額回報”為誘餌引誘他人投資，并將后加入者的投資中的相當一部分投資款作為承諾的“回報”支付給先前加入的投資者，如此循環下去，營造一種投資獲利的“假象”，直至資金鏈斷裂。

“龐氏騙局”因查爾斯·龐茲而得名，此人是一名意大利投機商，在20世紀初移民美國后，采取上述手段誘騙人們不斷向一家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現今，“龐氏騙局”往往出現在非法集資犯罪及傳銷犯罪之中。

互聯網金融雖然為機構及個人的投融資創造了極大的便利，但也不可避免的會為部分不法分子所利用，通過讓人眼花繚亂的“業務創新”以及高額的回報對“龐氏騙局”進行包裝、美化，并引誘部分缺乏投資經驗及風險意識的投資者上當受騙。

3、非法集資

在我國，“P2P網絡借貸平臺”和“股權眾籌融資平臺”(以下簡稱“兩個平臺”)從出現開始就伴隨著是否涉及“非法集資”的爭議。實踐中，平臺倒閉、跑路事件也屢見不鮮，有的平臺已因涉嫌非法集資犯罪活動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甚至有人認為，這兩個平臺的業務實際就是“非法集資”，只不過在國家鼓勵金融創新的大背景下，監管部門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已。

在筆者看來，對于上述兩個平臺的合法性論證，還是應當結合“非法集資犯罪”的本質特征來進行探討。事實上，我國刑法并沒有“非法集資罪”這樣的罪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非法集資犯罪活動”主要是指刑法第176條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刑法第192條規定的“集資詐騙罪”。而常使兩個平臺陷入合法性爭議的，往往就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筆者認為，片面的強調資金的“吸收”、“匯集”往往會使我們忽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本質特征，即作為行為對象的資金所具有的“存款”特征。

根據《商業銀行法》第三條之規定，“吸收公眾存款”、“發放短期、中期和長期貸款”是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和主要業務，該等業務的經營需報銀監會批準方能實施。而商業銀行的這種“吸存放貸”的業務模式實際也是銀行信用的體現。

由此，如果其他主體(單位或自然人)未經銀監會批準，擅自進行“吸存放貸”，則無異于以自身的信用冒充銀行的信用，在不具備相應的資金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的情況下，冒然經營銀行業務。這樣的行為，不僅嚴重妨害了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的管理活動，擾亂金融市場管理秩序，也給社會公眾的存款帶來了巨大的風險。筆者認為，這才是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并構成犯罪的關鍵所在。

結合以上分析，我們再來看一下兩個平臺，事實上，無論是早期銀監會為P2P網貸平臺劃定的四條紅線，還是《指導意見》對兩個平臺規定的基本業務規則，都提出了明確平臺的信息中介性質，堅持平臺功能，不得提供增信服務等要求。這些要求都表明，在互聯網金融中，兩個平臺并不是提供信用的主體，而僅僅是傳遞信息的平臺，這樣的平臺僅僅為投資方和融資方提供信息交互、撮合、資信評估等中介服務，并不吸收公眾存款，因而也就不涉及刑事犯罪。

綜上，在筆者看來，兩個平臺本身并不具有當然的違法性，其所實施的業務也并非當然的“非法集資犯罪活動”。只有當平臺不再堅持平臺功能時，不再是信息中介，而是信用提供者時，不再是投融資雙方的中介，而是投資方或融資方的一方主體時，平臺所提供的業務才有可能會涉及“非法集資犯罪活動”，而這正是我國法律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為。因此，在具體的互聯網金融活動中，相關平臺應當避免“非法集資事件”的出現。

4、欺詐投資者

社會發展至今，欺詐行為仍然是商業活動中無法根治的頑疾，在金融領域中，欺詐投資者的行為更是屢見不鮮，說句玩笑話，“如果上帝也投資的話，那么欺詐無疑是人神共憤的事情了。”

目前，我國刑法已經針對欺詐投資者的行為規定了多項罪名，比如：刑法第160條規定的“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刑法第161條規定的“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刑法第181條規定的“編造并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罪”、“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期貨合約罪”等罪名。

與此同時，《指導意見》在涉及“股權眾籌融資”、“互聯網基金銷售”、“互聯網保險業務”的規定內容中也強調了諸如“不得誤導或欺詐投資者”、“不得通過違規承諾收益方式吸引客戶”、“切實履行風險披露義務”等禁止欺詐投資者的要求。

由此可見，“欺詐投資者事件”既是主管部門明令禁止的不法行為，也是從業機構在具體業務開展過程中，應當重點注意并嚴格杜絕的風險事件。

5、洗錢

所謂洗錢，顧名思義，就是將“贓款”洗白，給其蒙上合法的外衣。根據我國刑法第191條關于“洗錢罪”的規定，該類犯罪的主要行為手段幾乎均和金融活動相關，主要包括：

(1)為犯罪所得及其產生收益提供資金賬戶的;

(2)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

(3)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

(4)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

可見，利用金融活動進行洗錢往往是犯罪分子的“首選”。

為此，我國專門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以預防、遏制洗錢活動及相關犯罪。互聯網金融的本質仍屬于金融，也存在被犯罪分子利用實施洗錢活動的可能性，因此，《指導意見》也就反洗錢事宜對從業機構作出了相應的要求。

由此，互聯網金融從業機構不僅要嚴格杜絕參與一切涉及洗錢活動的違法、犯罪行為，更要避免被不法分子所利用而掉入為他人洗錢的“陷阱”，同時也要積極建立并落實各項反洗錢制度，依法配合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依法做好取證和執行工作，從而防范、杜絕因洗錢事件所引發的刑事法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