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醫療中醫務人員的侵權責任
　［內容摘要］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現代醫術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逐步更新，人們開始越來越注重身體健康，因此，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為社會提供有償醫療服務的醫務人員，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醫生是崇高而神圣的職業，關系到廣大患者的切身利益。同時醫生也是高風險的職業，在醫學領域往往有許多現今醫學水平無法達到的高度，再加上患者自身的身體素質各異，稍有不慎就可能給患者造成終生的痛苦。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許多醫療事故往往卻是由于醫生的故意和過失造成的，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如何正確定性醫療事故的民事責任及損害賠償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本文從醫務人員的概念入手，闡述了醫務人員責任的概念和構成要件，分析了醫務人員責任的性質和法律特征，并重點介紹了生殖技術運用、器官移植、生育控制、變性手術中的醫務人員責任問題。這對于增強患者的自我保護意識，促使醫療機構不斷改進醫療水平、服務態度、工作效率，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醫療事故 醫務人員 民事責任 損害賠償
一、醫務人員的概念及其界定
醫務人員即治療疾病的人員，一般來講，就是醫師。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除醫師之外，還應當包括藥劑、護理、檢驗等專業技術人員。根據我國衛生部1988年《關于

四、幾種典型的醫務人員責任
（一）生殖技術運用中的醫務人員責任
生殖技術是指用以代替自然生殖過程的某一步驟或全部步驟的手段或方法。目前已成功地應用于醫學實踐的生殖技術有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醫務人員在生殖技術的運用中，負有多方面的法律義務：為病人保密的義務，提供良好服務的義務，為供精（卵）者匿名的義務等。醫務人員違反這些義務即構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其損害賠償責任尤其值得重視和研討。
醫務人員對于接受其生殖技術服務的病人以及供精（卵）者未盡到保密義務的，受害人有三類：一是接受生殖技術服務的病人；二是供精（卵）者；三是該技術成功的結晶——該病人所生的子女。對第一、二類受害人來說，其所受到的侵害為名譽權損害、隱私權損害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精神損害。對第三類受害人來說，其所受到的侵害主要是精神損害。筆者認為，在同質授精1中，由醫務人員的過失而導致受術者丈夫精子被置換的事件，一般只有在小孩出生后才能被發現，如此則對受術者及其丈夫、所生小孩損害極大。其所遭受的精神損害的賠償應與一般的精神損害賠償不同。對于這種損害，應當認定為醫療事故。在異質授精2中，如果供精者是匿名的，當然不會存在上述問題。可是，如果供精者是非匿名的，當然也可能發生上述事故。醫務人員在手術過程中，還可能因過失而致受術者感染某些疾病。受術者因接受生殖技術手術而感染疾病的，所受的損害主要有健康權損害、精神損害，有些疾病還可能奪去其生命。
值得討論的問題還有，對生殖技術的法律規制尚處于初級階段，關于醫務人員的義務除上述三項外，是否還應有其它的義務。如醫務人員是否應當查明：（1）受術者是否達到結婚年齡，是否患有婚姻法禁止結婚的疾病；（2）受術者是否遵守計劃生育政策，即是否有《準生證》；（3）受術者接受手術時是否有其丈夫同意的書面聲明；（4）供精者是否有其妻子同意提供精子的書面意見。法律應當規定醫務人員如果沒有盡到這些義務而導致糾紛的，醫務人員應當承擔共同侵權的民事責任。
（二）器官移植中的醫務人員責任
器官移植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現代醫學領域最引人注目的新技術，當然亦給醫務人員責任帶來了新的課題。
在施術中對受術者（病人）的損害賠償問題，原則上依前述研討的辦法進行處理。但是，由于器官移植在我國開展的范圍有限，各類器官移植技術的成功率差別較大，一些重要器官的移植尚處于研究探索階段，對醫療機構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認定，關鍵在于評判醫務人員是否有過錯。只要醫務人員嚴格遵循現有技術規范和預定的手術方案，術中無不當行為，就應認定醫務人員無過錯。無過錯者即不負民事責任。同時，筆者還主張，為推動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只要醫務人員無重大過失，就不應負民事責任。
器官移植必須有器官的供體。如何收集器官供體，世界各國采取了三種不同的立法例：（1）推定同意，允許醫務人員從尸體上收集所需要的器官。推定同意又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授權醫務人員不考慮死者親屬的愿望而摘取所需器官；另一種是規定醫務人員只有在死者及其親屬不反對的情況下，才能收集尸體器官。丹麥、波蘭、新加坡、法國、瑞士等國采取第一種推定同意制度。芬蘭、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英國、羅馬尼亞等采取第二種推定同意制度。（2）自愿捐獻。（3）建立器官市場，實行器官商業化。就我國來說，筆者認為宜采取第二種推定同意和自愿捐獻的方式。
現在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醫務人員沒有征得死者生前同意或其家屬的同意而擅自采摘器官的民事責任問題。前已述及，對尸體的損害實質上侵害的是死者家屬對死者尸體的支配權，這種支配權屬于身份權的范疇。對這種權利的損害救濟，應當按侵權行為處理，除令責任人向死者家屬賠禮道歉外，還要對所用器官進行經濟補償及對死者家屬進行撫慰金賠償。不過，考慮到醫學事業的人道主義精神，應不使摘取的器官還位于尸體。至于未經供體（指活體）同意而強行摘取供體器官的，對醫務人員和醫療機構中知情的負責人除追究刑事責任外，還應由醫療機構對受害人的健康權或生命權受到的侵害承擔民事責任。
器官移植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研究。當器官為人工器官時，病人因使用人工器官而致身體受到傷害或死亡時，是否存在醫務人員責任問題。在筆者看來，如果受害人所受損害是由于醫務人員移植不當造成的，則表明醫務人員有過錯，就應當認定為醫務人員責任。如果受害人受到的損害是由于人工器官本身的故障或缺陷造成的，若醫療機構是該人工器官的生產者，醫療機構自然應依產品質量法負賠償責任；若醫療機構不是該人工器官的生產者，醫療機構應對其負過錯的賠償責任（例如存在進貨把關不嚴的過錯）。由于受害人往往并不知道人工器官的生產者，因此，受害人可直接向醫療機構主張產品責任賠償，醫療機構在承擔賠償責任后可向生產者追償。不過，這不屬于醫務人員責任的范疇。
（三）生育控制中的醫務人員責任
生育控制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所謂生育控制，是指采用避孕、絕育、人工流產等技術以達到有計劃地進行生育。與醫務人員責任有關的節育措施主要有上環、結扎、人工流產。醫務人員在施術過程中，若造成醫療事故，當然存在醫務人員責任，應當允許受害人依現行法律的規定主張權利，各級法院亦不得以“計劃生育”為借口而不予受理。
現在值得研討的問題有以下兩個：一是醫務人員未征得受術者同意而給受術者上環、結扎的，是否存在醫務人員責任；二是藥物流產中醫務人員責任的確定問題。
根據我國《憲法》第49條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7條的規定，我國育齡夫婦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9條第2款規定：“國家創造條件，保障公民知情選擇安全、有效、適宜的避孕節育措施。實施避孕節育手術，應當保證受術者的安全。”因此，若未征得受術者同意，而給受術者隨意上環或結扎的，應認定存在醫務人員責任。就未經本人同意而上環者而言，受術者主要是身體權受到侵害，對有些人來說，還可能影響其健康。就未經同意而給他人結扎者而言，除侵害了受害人的身體權外，還侵害了其生育期待權1，并造成精神損害。顯然，醫療機構應當負賠償責任。
藥物流產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才較廣泛應用的中止妊娠的技術。實踐中的做法是，婦女到醫療機構經檢查確定懷孕后，若同意以藥物流產，往往是醫療機構讓其購藥后回家服藥，并告知其何時來醫院檢查。然而，就目前常用的RU486（即米非司酮）這種藥物來說，其副作用是比較大的，它可能破壞人體免疫系統，使婦科病的并發率達70%。并且，以該藥物流產，造成流產不完全的可能性較大。一旦流產不完全，還得進行一次刮宮。那么，對于這樣一種藥物，醫務人員就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是告知該藥物的禁忌癥和各種副作用；二是告知用藥者的服藥方法和注意事項；三是應通知醫療機構作好準備以備孕婦隨時聯系。并且應當把這些內容記載在病歷本上。否則，一旦發生意外損害，就應當認定該醫務人員有過錯而應當由醫療機構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變性手術中的醫務人員責任
變性手術是醫務人員施行的改變患者原有性別的一種先進的整形外科手術。狹義的變性手術指對患有嚴重易性癖癥的男女患者所施行的更改其性器官的手術。廣義的變性手術則包括對一切符合變性手術條件的患者所施行的性器官更改與調整手術，如對先天性性器官畸形的“陰陽人”所施行的變性手術1。
變性手術作為先進的整形外科手術，施術醫務人員應當保證其手術的成功，否則，即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即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這與普通醫療手術不同。
法律應當規定，禁止醫務人員為未成年人（未成年的“陰陽人”除外）施以變性手術。在法律作出該項禁止性規定后，醫務人員即使是在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同意下給未成年人施行變性手術的，也是侵害了受術者的身體權。該受術者成年后一旦提起民事訴訟，醫療機構即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與生殖技術的施術過程一樣，法律也應當規定醫務人員的如下義務：查明確認申請者是否具有合法的婚姻關系。當然，法律還應當規定，締結有合法婚姻關系確需變性手術者，為穩定社會關系，符合社會道德觀念及子女的健康成長，在解除婚姻關系后方可接受變性手術。如果對具有合法婚姻關系者施行變性手術的，醫務人員即為共同侵權人，侵犯了另一方的配偶權，醫療機構應當負損害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