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監(jiān)督是我國對司法機關進行監(jiān)督的一種重要方式，然而隨著權利意識的日益加強，新聞侵權的訟爭也日益增加，保護公民和法人的名譽權、隱私權與新聞媒體的社會使命沖突不可避免。本文論述了新聞侵權糾紛中媒體可以采用的抗辯理由，可以作為現(xiàn)實司法實踐與遠期立法之參考。

　　所謂新聞侵權，一般認為是指“新聞單位或新聞從業(yè)人員，及其他組織和個人違反新聞法規(guī)和其他法律規(guī)范，在新聞采訪、寫作、編輯、發(fā)表過程中，侵犯公民和社會組織的人格權和其他權利，造成他人損害的行為。”①或指“通過新聞媒介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名譽權、隱私權、姓名權、名稱權、或其他合法權益的行為。”②我國“新聞法”遲遲未能出臺，司法實踐中新聞侵權糾紛卻有增無減。在這類糾紛中，新聞機構往往不能有力地保護自己，這一現(xiàn)狀很不利于我國新聞事業(yè)和民主建設的發(fā)展。筆者試根據(jù)現(xiàn)行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定并結合審判實踐，對這個領域里不能回避的問題闡述如下：

　　一、新聞侵權的責任豁免

　　新聞機構在現(xiàn)代社會中承擔了傳播新聞的重要職責，新聞侵權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民事侵權，它涉及到兩種不同的利益-個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這兩種利益在新聞侵權事件中的沖突與對抗，決定了新聞侵權與普通民事侵權相比的特殊之處。處理這些糾紛，必須在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的法律保障，與新聞傳播機構所承擔的憲法責任的順利實現(xiàn)兩方面兼顧利益的平衡。一方面，在新聞傳播的實際工作中，由于各種原因?qū)е碌男侣勄謾嚯y以避免，因此，新聞侵權對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新聞機構應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另一方面，新聞機構傳揚新聞的活動并非一般的民事活動，因此，在處理新聞侵權事件時，除了要考慮受害人的利益以外，還必須考慮新聞傳播活動的特殊性：即它直接體現(xiàn)著憲法權利。我國《憲法》第35條規(guī)定的言論、出版等自由以及第41條規(guī)定的批評建議權等，都與新聞機構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離開新聞機構，幾乎無法實現(xiàn)這些憲法權利。因此，新聞傳播是事關社會公共利益的特殊民事行為。正因如此，《憲法》第22條規(guī)定：“國家發(fā)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yè)、新聞廣播電視事業(yè)、出版發(fā)行事業(yè)、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yè)，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然而，新聞機構在傳播新聞的活動中，又勢必常常面臨著被報導對象的民事權利（個體利益）與輿論工具的社會功利（社會公共利益）的矛盾。這種矛盾和沖突在處理新聞侵權案件時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如果要求新聞機構在新聞侵權中毫無例外的承擔責任，對新聞機構的正常活動及其所承擔的憲法責任會產(chǎn)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由此，為了確保新聞機構能夠在言論自由的實現(xiàn)上盡可能多地發(fā)揮作用，有必要給新聞機構以侵權責任豁免的特權。由于這項特權是以犧牲被報導對象的個體利益為代價的，所以對這種責任豁免的特權理應有嚴格的限制。一般認為新聞機構享受免責權通常需要具備以下幾個先決條件：首先，新聞侵權行為必須發(fā)生在傳播新聞的過程當中。其次，構成侵權的新聞傳揚的活動至少應在以下三個方面合法，一是新聞機構具有合法的資格；二是采訪程序和過程合法。如在新聞采訪、傳送等方面，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程序，需要經(jīng)過批準的，應當獲得有關部門的批準；三是新聞傳播合法，凡國家禁止或者限制傳播的新聞不應播發(fā)，或者在播發(fā)前應征得有關部門的同意。第三，構成侵權的新聞與社會公共利益有關。第四，新聞機構對侵權的發(fā)生主觀上不能存有故意。在滿足了上述條件后，新聞機構可以根據(jù)憲法所規(guī)定的言論、出版自由和批評建議權主張免除或限制其侵權民事責任。

　　新聞侵權的對象包括公民或法人及其他組織的所有合法權利，但從司法實踐來看，主要集中于侵犯被報導對象的名譽權和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兩個方面。下面筆者就這兩個方面的抗辯理由作一闡述。

　　二、新聞侵權的抗辯理由

　　（一）侵害名譽權的抗辯理由

　　1.報道屬實

　　新聞侵害名譽權的最主要表現(xiàn)形式為新聞誹謗，而新聞誹謗則是以所報導的事實是捏造的或被歪曲的為基本構成條件。如果所報導的事實既非捏造，也未被歪曲，而是完全符合事實真相，則不構成新聞誹謗。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對于因撰寫、發(fā)表文章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應如何認定的規(guī)定，文章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沒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nèi)容的，不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因此對新聞機構而言，能夠證明其報道的消息基于真實，并且沒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內(nèi)容，其行為就不構成侵害名譽權。此外，在新聞報道中部分屬實部分失實的情況下，如果報導對象名譽損失不是來自失實的部分，則不應認定為侵權。

　　2.權威消息來源

　　所謂權威消息來源，是指消息由權威機構或者權威人士提供，新聞機構如客觀無誤的報道了這些即使并不真實的消息也可以要求免責。在我國，如果是對下列事件或者消息進行正確報道，即使有損于他人的名譽，也不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1）政府機關在其職責范圍內(nèi)所做出的文件、報告，以及向社會或者新聞機構發(fā)布的消息；（2）政府發(fā)言人的發(fā)言；（3）人民代表、政協(xié)委員在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xié)會議上就有關事宜所作的發(fā)言或者書面材料；（4）國家授權新華社發(fā)布的消息；（5）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正式講話；（6）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的講話或者報告。需要說明的是，中央級報刊、大企業(yè)、民主黨派等，一般不能作為權威消息來源。

　　3.善意批評與評論

　　《憲法》規(guī)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權和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權。新聞機構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作為輿論工具，作為公民發(fā)表言論和意見的媒體。因此，它針對某個事件或社會現(xiàn)象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看法，或者將他人的此種意見或者看法發(fā)表，是行使憲法權利。由于善意批評和評論是基于憲法權利而確立，實際上成為新聞機構的一種可以用來對抗侵害名譽權指控的特權。當然，對新聞機構的善意批評和評論應作以下嚴格的限制：（1）新聞機構所批評或者評論的事實必須與公共利益有關。通常，新聞機構可以批評或者評論的事項主要是國家機關的政策、行為，國家公務人員的與履行職務有關的行為，違法、犯罪現(xiàn)象，社會上存在的其他不良現(xiàn)象，學術觀點，企業(yè)單位、事業(yè)單位的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行為和決策等等。對于完全屬于私人事務的事項，雖然也可以批評或者評論，但如果在對被批評者的姓名、肖像、隱私和其他足以使公眾確認被批評者的身份的內(nèi)容進行嚴格審查這方面未盡到“職業(yè)的注意”，也足以構成名譽侵權。（2）批評和評論必須是公正的、善意的。所謂公正，是指對被批評者不存在偏見或者歧視，批評、評論的目的是要使不良現(xiàn)象得到改善，或者發(fā)現(xiàn)真理；所謂善意，是指批評者主觀上并不存在誹謗、侮辱的故意，其原意并不想損害被批評者的名譽。

　　4.公正的輿論監(jiān)督

　　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是人民的憲法權利，也是新聞機構實施輿論監(jiān)督的法律保障。因此，只要監(jiān)督的對象和社會公共利益有關、監(jiān)督主觀上出于善意和誠意、且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而不是無中生有，就可以“公正的輿論監(jiān)督”作為新聞侵犯隱私權的抗辯理由。

　　5.當事人同意

　　在新聞機構進行報道之前，如已就報道內(nèi)容征得了當事人的意見，而當事人未提出異議，或者報道的內(nèi)容是根據(jù)當事人的陳述而作，則事后再提出侵害名譽權之訴，新聞機構就可以受害人同意為由提出抗辯。不過，先決條件是新聞機構并不知道報導的內(nèi)容是虛假的，否則，即使得到當事人的同意，也不能免責。

　　6.答復權

　　答復權（right of reply）是國外新聞傳播法的一項抗辯理由，也叫做自衛(wèi)（self—defense）。其理論依據(jù)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受到誹謗的人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對誹謗進行答復。既然誹謗者以誹謗的形式侵害受害人的名譽，受害人可以用同樣的方式進行自衛(wèi)。不過，在主張答復權時，新聞機構所采取的行為的性質(zhì)、內(nèi)容及程度應與誹謗行為的性質(zhì)、內(nèi)容及程度相當，類似于“正當防衛(wèi)”。

　　（二）侵犯隱私權的抗辯理由

　　所謂隱私權是指自然人對其個人信息、個人寧靜生活以及決定私人事務等所擁有的權利。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被許多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以及國際人權組織的文件所確認和保護。在我國，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是通過《憲法》第38至40條對人格權、住宅權、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權保護的規(guī)定；《刑法》第144條、145條和149的規(guī)定，對非法管制、搜查他人或非法侵人他人住宅、侮辱、誹謗他人和侵犯公民通訊自由權追究刑事責任的方式來間接保護的。依據(j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條的規(guī)定（“對未經(jīng)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以書面、口頭形式宣傳他人隱私，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隱私權并不是一項獨立的權利，而是歸入了名譽權，不過實際上公民的名譽權與隱私權在主體、性質(zhì)、及侵權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如對某些個人信息的公開使用、或未經(jīng)許可進入他人私人場所、或不當干涉他人私人事務，都是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卻并未侵犯名譽權）。一般認為新聞侵犯隱私權的行為主要有三類：（1）盜用他人的姓名、照片、圖像、肖像并在新聞媒體上采用；（2）擅自闖人私人場所；（3）違法公開個人隱私行為。在美國還有所謂“虛假隱私事項”，即虛構或錯誤地公開報導了某人的個人信息，類似于我國的誹謗。在現(xiàn)行法律框架內(nèi)，筆者認為對于新聞侵害隱私權的抗辯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種：1.當事人同意與新聞侵犯名譽權的抗辯理由一樣，當事人明示或默示同意也可以作為新聞侵犯隱私權的抗辯理由。明示同意指當事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明確表示對新聞報道的同意，具體表現(xiàn)為愿意接受采訪、主動提供資料、協(xié)助新聞作品的完成。隱私權是一種自主性很強的私人權利，法律允許當事人放棄。事實上，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許多人有意或無意地放棄了自己的一部分隱私權，名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往往大抖隱私甚至以此為“賣點”。根據(jù)當事人的陳述或提供的材料寫成的文章發(fā)表，應視為當事人同意，即使文章中有當事人隱私的內(nèi)容，也不視為侵權。默示是指當事人有同意的意思或有放棄自己隱私的行為。這種情況下一般不易分辨是否為侵權。如果當事人將涉及其個人隱私的日記或信件公之于眾，則等同于放棄其個人隱私，新聞報道中若涉及這些隱私就不構成侵犯隱私權。如果當事人接受新聞媒體關于自己私生活的采訪，也應該視為對隱私權的主動放棄。需要注意兩點：一是本人的隱私涉及他人的隱私時本人無權放棄，如果新聞報道中未經(jīng)他人同意就加以報導，則構成侵權。二是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在不公開審理時披露的敏感內(nèi)容也是屬于法律保護的隱私。

　　2.公眾知情權和公眾興趣

　　公眾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又稱知悉權、了解權，是指公民享有最大限度地知悉獲取各種信息的自由權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對國家政治活動、政治事務的知情權，又稱為知政權，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知道國家的活動，了解國家事務的權利，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有依法向公眾公開自己活動的義務。這也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xiàn)。二是社會知情權。這是指公眾有權知道社會所發(fā)生的，他們所感興趣的問題和情況，有權了解社會的發(fā)展和變化。滿足公民的社會知情權是滿足公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社會進步所不可缺少的。三是對個人信息的知情權。是指公民對有關自己的各方面情況的了解權，包括對有關自己切身利益的人的信息的知情權，如對自己出生年月、地點、生身父母、檔案材料等的了解。

　　公眾興趣是與知情權有關的一個概念，當多數(shù)人對某個人或某件事產(chǎn)生了知情的欲望時，即存在公眾興趣問題。為了滿足公眾興趣而將他人的隱私事項公之于眾，雖然暴露了公眾人物的隱私，但滿足了公眾興趣，由此可以請求免責。此外，一些重大事件、重大事故、災難和突發(fā)性事件，也是公眾興趣所在，向來是新聞報導的重點，公眾對重大事件的了解，不僅滿足于對此事件經(jīng)過的了解，還希望新聞媒體對事件背景、影響等進行一定的分析、評論。因此也可以有限度地作為新聞侵犯隱私權的抗辯理由。 3.公共利益的需要 恩格斯指出：“個人隱私應受法律保護，但當個人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fā)生聯(lián)系的時候，個人的私事就已經(jīng)不是一般意義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隱私的保護，應成為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nèi)容”。因此，“公共利益”一直是西方新聞界對抗新聞侵權的主要理由，只要報導不是對社會善良風俗具有粗暴及攻擊性的誤導，也不是明知為錯誤而刻意加以報導，即可免除新聞侵權責任。

　　公眾人物是與公共利益緊密相關的。公眾人物是在一定范圍內(nèi)為人們所廣泛知曉和矚目關注，并與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人物。作為社會的特殊群體，公眾人物所享有的社會知名度、影響力、各方面的權力及成就都不是普通公民所能比的。這些公眾人物所從事的活動與社會公共生活有關，并且構成了社會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公眾對他們的關注和興趣是正常的需求，同時，大眾傳播媒介對他們的報道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滿足，所以他們的隱私權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別是政府官員，職位越高，其個人的私事和公共利益的聯(lián)系就越緊密，其隱私的范圍也就越小。西方所謂“高官無隱私”也就是這個道理，這也是對政府官員實行有效監(jiān)督的需要，是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筆者認為，我國目前情況下應當大力支持的做法是：當隱私權尤其是黨政官員的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發(fā)生沖突時，法律保護的天平應當向公共利益傾斜。下列情形可以視為新聞侵害隱私權的免責范圍：（1）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chǎn)狀況可以公開，他們的個人財產(chǎn)收人不受隱私權的保護。法制健全的國家要求公務員必須公布家庭財產(chǎn)、個人收入的情況，并將這些情況存人公共檔案，供公眾隨時監(jiān)督。目前，國際上很多國家對一些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都有財產(chǎn)收人申報制度。我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也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chǎn)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雖然法律界對此規(guī)定詬病不少，但也證明官員私人財產(chǎn)依法可以而且應當公開，不然何以知道是否“財產(chǎn)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呢？此外，對政府官員尤其是高級政府官員的某些家庭成員，身邊工作人員的某些隱私（如品行、道德、財產(chǎn)、工作狀況等）的保護也應加以限制。因為政府官員徇私舞弊行為也有可能由他們出面或他們狐假虎威損公肥私。（2）公眾人物特別是政府高級官員的私生活中某些不良行為或不道德行為可以公開。他們的不良行為或不道德行為嚴重影響黨和國家機關形象，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損失，影響社會公共利益。體藝明星、社會知名人士由于享有廣泛的社會知名度，前者還往往成為廣大青少年的偶像，如果行為放蕩不羈，道德水平低下，必將沖擊社會公序良俗和道德價值標準。所以新聞媒介可以而且有責任予以公開披露，以警示社會。

　　4.消息來源于公開渠道

　　如果所披露的消息來源于公知領域，包括：（1）對公開的檔案或紀錄的使用，但要注意時間因素及與事件的關聯(lián)性。（2）對過去的新聞報導的使用，但要有新聞價值和符合公眾興趣。（3）資料來自于公共場所，在公共場所發(fā)生的一切都不是隱私。在公開審理案件的法庭上獲得的資料亦視為來自于公共場所。

　　綜上，人格權的保護與輿論監(jiān)督是現(xiàn)代社會的產(chǎn)物，也都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它們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都是建立社會民主和法制，保持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所不可缺少的。但有時這兩者會發(fā)生沖突和矛盾。現(xiàn)實生活中輿論監(jiān)督機制尚不健全，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普遍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揮。我們應該在法律上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輿論監(jiān)督職能的行使從而形成健康、公正、平衡的社會輿論，促進社會發(fā)展。從我國法制尚不完善、新聞機構不為私人所有的實際情況來看，應該在隱私權和輿論監(jiān)督兩者發(fā)生沖突時，對輿論監(jiān)督實行優(yōu)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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