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其中企業公司化改制是企業改制中較典型和常見的形式之一。企業公司化改制涉及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原企業的債務承擔問題。關于原企業債務承擔問題，學說和司法實踐中均存在著分歧。企業公司化改制后的債務承擔，應因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和部分公司化改制不同而應加以區別對待，在整體公司化改制中，原企業的債務應由新設公司承擔；在部分公司化改制中，除非發生債務轉移，原企業債務應由原企業
承擔。


現代企業最典型的形態就是公司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核心就是實現企業的公司化改制。企業公司化改制，就是將公司法頒布前成立的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改制成公司的行為，具體而言，就是根據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和程序，采取由法人、其他組織或者自然人入股的方式，將企業改制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符合國有獨資公司條件的，將國有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企業公司化改制后原有債務如何承擔，是實踐中最容易發生糾紛也是較難處理的一個問題。在最高人民法院企業改制司法解釋出臺之前，該問題的解決在實踐中一直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即使司法解釋頒布之后，這種爭論在理論上還會持續下去。

一、學說的分歧

鑒于對企業公司化改制后債務承擔問題的爭論，下面對幾種觀點作一梳理。

1.改制后的公司承擔說

1.1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濟庭（1998年）

采用增量吸股、存量轉股、先股后還等吸股方式，將企業由單一的全民或集體投資改組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業或將有限責任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只是企業法人組織形式或投資主體發生了變更，并不中斷法人人格的同一性。變更后的企業法人應當承繼其變更前的債務。[2]

1.2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2002年）

《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第11條規定：原國有企業改組為公司時，應對原有企業的債權、債務進行清理，委托界定原有企業凈資產產權。原有企業的債權債務由改組后的公司承擔。根據以上規定，國有企業改制前的債務如果是經過評估、清理，在原有企業債務、財產相折算折成凈資產的債務，國有資產管理局以凈資產入股的，該部分債務應由改制后的股份制公司承擔。[3]

2.改制企業的出資人（投資人）承擔說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經濟審判一庭（2001年）

無論是股份制改制還是組建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對國有企業進行改制，均不外乎兩種類型。一種是吸收新的股東到該企業中來；二是以該企業資產為限向新的公司投資入股。前一種方式產生持股比例上的變化；后一種方式產生國有企業的產權向新公司轉移的后果，國有企業出資人的出資的產權變化為新公司的股權。這兩種改制形式的最主要特點是，企業的產權由以前的出資直接控制企業，變化為按公司制方式間接控制，其產權形式具體轉化為股權。同時，由于股份制往往會涉及其他投資人即新股東，因此，在決定企業的產權、債權債務等重大事宜時，應當考慮其他股東與第三方利益之間的平衡性。例如，有人認為，企業依公司法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前企業尚未清償的債務，應當由改制后新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承擔。這一觀點，就是因為對股份制改制中的產權結構變化不了解所致。其最大的問題在于，未能認識到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在將企業產權轉移到新公司中的同時，取得了對新公司的股權，其身份也相應地變為股東。在這種情況下，債務承擔主體應為該出資人。只有在出資人無力承擔債務時，才有必要以其股權償債。[4]

3.折衷的觀點

3.1蔣大興、沈暉（2003年）

企業實行公司化改制主要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為整體改制，即企業依法將其全部資產投入改制后設立的公司，整體改制可由原企業或其投資人作為發起人，在公司成立后，原企業終止；二為部分改制，即原企業剝離部分資產吸收其他投資人改制為公司，此時，原企業并不消滅，只是資產構成發生變化，實際上可能是企業的轉投資。在企業整體改制中，由于作為出資人出資的凈資產與公司所接受的相當于凈資產中負債額的資產總和構成原企業債務一般擔保的資產，依據法人制度理論及債的一般擔保理論，出資人也應以凈資產數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據此，在公司接受出資人以凈資產出資的情形，公司應以相當于確定凈資產時所涉債務額的資產為限，出資人應以凈資產數額為限對原企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并可以出資人在公司中的股權作為執行標的。那種認為新公司為原企業法人人格的延續，因而應當無條件的承繼原企業債權債務的觀點，無疑是不正確的，因為不對其承擔債務額作出限制（以確定凈資產時的凈債務額為限），則會使公司因遺漏債務而減少公司設立時的記載并公示的通過注冊資本表現的法人財產，破壞公司財產基礎，也可能為投資人變相抽回出資留下可乘之機，不免與《公司法》作為交易法之性質相悖。

如果企業一部分財產進行部分改制，則實質上為企業轉投資，原企業的法人人格一般不會消滅，其債務一般不會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擔。但有兩種情形例外：其一，原企業債權人與改制后的公司就債務轉移達成協議；其二，原企業不是以一般財產出資設立新公司，而是以其部分財產捆綁部分債務出資，類似于凈資產出資，此時，根據法人制度理論及債的一般擔保理論，新設立的公司應以相當于確定凈資產時所涉債務額的資產為限與原企業對原企業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5]

3.2吳合振等（2002年）[6]

國有企業被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僅僅是企業的管理方式發生變化，其投資主體并沒有發生變化。被改制后的國有獨資公司的財產來源于原企業，其與原企業仍可視為統一體。所以原企業遺留的債務應當由被改制后的企業承擔。

原企業被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因原企業與被改制后的企業失去了統一性，相應地，企業原來的債務的責任主體也就發生了變化。一般情況下，因為原企業已經不存在，而本用來擔保原企業債務清償的財產，又轉化為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者出資人在新成立的公司中的股權，故應當由被改制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者出資人以其在新設立的公司中的股權承擔責任。債權人在起訴時，可以以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出資人以及新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當事人，要求他們共同承擔還款責任。盡管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者出資人以其在新設立的公司的股權承擔責任，但該股權所體現的財產權已經成為有限責任公司的有效資產，在執行中，新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往往成為被執行人。

企業作為發起人組成股份有限公司，并以其評估后的全部凈資產作為股本投入股份有限公司，原企業的債務應當由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承擔。原因在于，企業作為發起人被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企業的全部財產轉移給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該股份有限公司實質上是企業的合并和股份制改制，屬于企業變更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股份有限公司應當承擔原企業的債務。同時，企業在進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登記時，股份有限公司在企業法人申請開業登記注冊書中和原有企業申請注銷登記書中也都載明：原有企業的債權債務一并轉移到新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應當承擔原企業的債務清償責任。

對于被改制的企業的遺留債務，應當將改制后的公司作為被告，同時，將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出資人列為第三人，判令改制后的公司對債權人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出資人在被改制的公司承擔責任的范圍內對該公司承擔責任的范圍內對該公司承擔責任。理由是，企業進行公司制改制后，原企業并沒有實際上消亡，只發生企業變更的法律后果，改制后的公司應當享有和承擔原企業的所有權利與義務。同時，債權人主張的債權關系的雙方當事人為原企業與債權人，債權債務關系的主體，債權人依法應當要求原企業的權利義務承受者，即新成立的公司承擔責任。在進行公司制改制時，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出資人與其他股東對原有企業債務承擔的約定，沒有經過債權人的同意，對債權人沒有拘束力。但是，由于企業在進行公司制改制過程中，被改制企業以其全部凈資產作價入股，而在作價時并不包括原企業的債務，其他股東也是以實際財產投入的，如果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擔該債務，將損害公司其他股東的利益。應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出資人已經以原企業的全部財產作價入股，對原企業的財產享有了財產權，該財產權已經轉化為其對新成立的公司的股權，因此，實際處理時，判令原企業的資產管理人或出資人，就企業的遺留債務在新改制的公司承擔責任的范圍內對新成立的公司承擔責任是公正的。

4.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號文

為了正確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3日公布了《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2003年1號文），該規定對企業公司制改制后的債務承擔作出了明確規定。第4條：國有企業依公司法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原企業的債務，由改制后的有限責任公司承擔。第5條：企業通過增資擴股或者轉讓部分產權，實現他人對企業的參股，將企業整體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業債務由改制后的新設公司承擔。第6條：企業以其部分財產和相應債務與他人組建新公司，對所轉移的債務債權人認可的，由新組建的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對所轉移的債務未通知債權人或者雖通知債權人，而債權人不予認可的，由原企業承擔民事責任。原企業無力償還債務，債權人就此向新設公司主張債權的，新設公司在所接收的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承擔連帶民事責任。第7條：企業以其優質財產與他人組建新公司，而將債務留在原企業，債權人以新設公司和原企業作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主張債權的，新設公司應當在所接收的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共同承擔連帶責任。

由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對企業公司化改制后的債務承擔問題上，分不同情形作了不同處理。對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的，由改制后的企業承擔（第4條、第5條），而對于企業部分公司化改制的，改制后的企業在接收資產的范圍內與原企業承擔連帶責任（第6條、第7條）。
二、評論及理解

根據實踐中做法，企業公司化改制一般有企業整體改制和部分改制兩種模式。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號文就針對這兩種模式下的債務承擔作出了不同處理。本文也就分兩種模式探討一下企業公司化改制中對企業原有債務的承擔問題。

1.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

1.1.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的內涵

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是指企業將其全部資產投入到新公司中，原企業終止或身份發生變化。就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而言，筆者認為其包含三種形式：（1）國有企業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2）企業增資擴股，吸收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參與企業治理，從而將企業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3）企業所有人轉讓部分產權，吸收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參與企業治理，從而將企業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上述三種企業整體改制形式中，（1）與（2）、（3）的差別在于，股東的單一性，股東只有一個，就是國家。（2）與（1）、（3）的差別在于，（2）中企業資本金或資產增大，而（1）和（3）通常都是資本金或財產維持原狀。

但在實踐中常常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一個企業將全部資產投入另一個公司，而該企業自己仍然保留原企業的牌子，并進行了工商部門的年檢，此種情況應否認定為“整體改制”或者“全部并入新企業中”？理論上認為，這種行為構成人格混同，此時應基于公司人格否認規則，否定公司（法人）人格獨立性，認定為一個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在“四川省博紳房地產開發總公司與成都量具刃具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借款擔保合同糾紛案［（1996）經終字第25號］”中采取了公司人格否認的觀點。在該判決中法官認為，成量總廠在擔保行為發生時雖經有關政府部門批準改組為成量股份公司，但仍以稱量總廠的名義對外從事民事活動，二者實為一個實體兩塊牌子，現成量總廠已宣告終止，故成量總廠的債權債務應由成量股份公司享有和承擔。[7]而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國銀行蕪湖市分行與蕪湖市卷煙廠、蕪湖山江化學有限公司借款擔保合同糾紛上訴案”中引入了“整體改制”的概念。在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綜合查明的事實并結合國務院有關體制改革的政策內容，得出結論：債務人蕪湖市化工廠改制的性質應當屬于整體改制，該廠原有的債權債務一并轉移給山江公司，蕪湖市化工廠實際上已不復存在。蕪湖市化工廠改制后保留了其法人營業執照，是依據蕪湖市政府文件的有關精神的結果，并不能改變該廠整體改制的性質。[8]由此可見，無論在學理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認為，如果原企業以其全部經營性凈資產投入到新公司中去，即使原企業保留自己的牌子，尚未在工商部門予以注銷，這種改制行為也視為整體改制。

1.2.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后的債務承擔

1.2.1 一般原則（共性）

（1） 新設公司承繼原企業債務。企業整體改制的法律后果就是，原企業財產和債權債務整體被新設公司接收，原企業法人消滅。由于新設公司與原企業之間是一種承繼關系，因此，原企業的債務，當然由改制后的新設公司承擔。

（2） 企業的出資人不承擔責任。第一，基于法人人格獨立性原則，企業出資人僅在其出資的財產范圍內對企業債務承擔責任，換而言之，僅在其投入到企業中的財產為限承擔責任，企業法人人格終止，企業出資人的債務擔保責任也即消滅。如果讓企業出資人承擔債務清償責任，有悖法人人格獨立性原則。第二，不能執行企業出資人在新設公司中的股權，[9]這是因為：（1）原企業出資人不是債務人，不能執行其財產；（2）在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中，公司接收的資產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相當于凈資產數額的資產由出資人作為出資投入公司，出資人因此而享有對公司的股權；另一部分相當于凈資產中確定的債務數額的資產則與債務抵銷而未計入公司資本總額中。在確定出資人在新公司的股份時，是以接收之時的凈資產為依據的，因此，出資人在出資時確認的股份不應再予以否定，用來清償原企業的債務。（3）企業實現公司化改制，往往并非是資不抵債的企業，投入到新公司中的資產足以擔保原企業債務的履行，因此無需原企業出資人以凈資產為限承擔責任。基于法人人格獨立性與有限責任原理，原企業出資人以凈資產為限承擔責任，僅限于新公司的債務。

1.2.2 國有企業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

國有獨資公司是公司法規定的一種公司形態，國有企業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是企業公司化改制的一種形式。國有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并不是簡單的名義轉換，而是機制的轉換，要依據公司法的規定進行改制。具體而言，要對國有企業的財產權進行改革，要對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等等。總之，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主要是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改變國有公司的股權結構，形成公司的股權流動機制和股權約束機制。

國有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轉換經營機制，把國有企業改制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使企業成為名副其實的企業法人。但是，國有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后，國有企業的法律主體地位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國有企業改制后的所有權人并沒有發生變化，因此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應由改制后的國有獨資公司承擔。除此之外的另外一個理由在于，通過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原國有企業的財產和債權債務整體被改制后的國有獨資公司接受，原來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已經不存在，改制后的國有獨資公司應當是原國有企業的延續，國有獨資公司應當承繼原國有企業的債務。國有獨資公司繼續承擔原國有企業的債務，既不會侵犯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也不違背國家對國有獨資公司立法的宗旨，債務由接受國有資產的國有獨資公司承擔，有利于國有企業改制，所以，國有獨資公司應當承擔原國有企業的債務。[10]

1.2.3 企業增資擴股式公司化改制

企業增資擴股式公司化改制，就是如上述（2）中所描述，通過吸收其他股東參與到企業治理中來，從而實現企業的公司化改制。與國有企業整體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不同，原企業固然由新設公司承繼，但新設公司并不是原企業單純上的延續，新設公司除了資產有所增加外，還包含了其他利益主體的參與，新公司的財產結構和出資人已經發生了變化，不能將新設公司與原企業簡單的同一。此種方式下，新設公司應如何承擔債務？筆者贊成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號文中采用的觀點，認為此種公司化改制后的企業債務應由新設公司承擔。理由如下：第一，新設公司作為原企業法人人格的承繼，承擔原企業的債務，這是原則。第二，在企業增資擴股式公司化改制模式中，實行公司化改制的企業往往不是資不抵債的企業（即使是資不抵債的企業，在改制時也會由其上級主管部門承擔一部分債務，從而使該企業在改制時存有凈資產）[11]，改制企業以凈資產出資與其他人組建公司。新設公司接受的資產大于原有企業的債務，因此，新設公司承擔原企業債務不會損害新設公司其他股東的權益。第三，如果對新設公司承擔責任作出限定，要求新設公司只在接收資產的范圍內承擔責任，就會產生資產評估“低估高走”的現象，嚴重損害債權人的利益。

1.2.4 企業所有人轉讓部分產權式公司化改制

作為企業整體公司化改制的一種方式，企業可以通過轉讓部分產權，其他人購買部分產權參與公司治理，來實現企業的公司化改制。與企業增資擴股式公司化改制不同，此種公司化改制模式并沒有使企業的資產發生任何改變，只是使參與企業管理的主體由集中走向分散。此種方式下的債務承擔問題，筆者贊同2003年1號文的規定，原企業的債務應由新設公司承擔。理由在于：第一，原企業整體改制后，原企業法人人格終止，新設公司作為原企業法人人格的承繼，應承擔原企業的債務，這是一般原則。第二，基于法人獨立財產制度的要求，原企業應以其全部資產對外承擔責任，出資人應以其出資對外承擔債務清償責任。企業整體改制后，企業資產并沒有發生改變，只是企業的股權結構或出資人發生了變化，因此新設公司應以其全部資產或全體出資人以其出資對外承擔債務清償責任。第三，如前所述，實現公司化改制的企業往往并不是資不抵債的企業，企業投入到新公司的資產包含兩部分，一部分為相當于企業負債的資產，另一部分為企業的凈資產。企業所有人轉讓的部分產權應為部分凈資產產權。因此，企業債務由新設公司承擔，不違反公司及其投資者的意愿，更不存在損害公司其他股東利益的問題。

2.企業部分公司化改制

企業部分公司化改制，是指企業將其部分財產和相應債務或部分財產從企業總資產中剝離，與其他民事主體共同組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原企業法人仍然存續。企業部分公司化改制，一般有兩種形式：（1）企業以其部分財產和債務與他人組建新公司；（2）企業以其部分財產與他人組建新公司。可見，上述兩種形式的不同之處在于是否和債務一起組建公司，從法律分析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在分析上述兩種企業改制形式時不應局限于形式本身，而應從改制形式的內部構造和債務承擔依據著手進行分析。據此，筆者認為，上述第一種形式應分為兩部分進行分析：其一為企業債務轉移；其二為企業以財產出資。企業債務轉移與財產出資存在本質的不同，企業債務轉移是法律上債務承擔調整的范疇，而財產出資則將直接決定企業改制后的債務承擔問題。一起出資并不代表二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因此兩個不同問題，應進行不同的分析。

2.1.企業以債務出資組建公司

蔣大興、沈暉認為，此時新設立的公司應以相當于確定凈資產時所設債務額的資產為限與原企業對原企業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12]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號文的規定與其類似，但又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分三個層次作出處理：首先，債權人同意債務轉移的，新設公司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其次，債權人不同意的或未通知債權人的，原企業承擔債務；第三，原企業無力承擔債務的，新設公司在所接收的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承擔連帶責任。筆者認為，企業以財產捆綁債務與他人組建公司，不單單屬于企業轉投資行為。企業將債務投入到新公司中，構成法律上的債務轉移。而依據合同法的規定，債務轉移要經過債權人的同意。只有經債權人同意后，新公司才能在接受債務的范圍內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否則原企業的債務應由原企業自身承擔。這一點我贊同2003年1號文的規定。但是，筆者不贊同2003年1號文第三個層次的規定，即在原企業無力償還債務時，新設公司在接收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承擔連帶責任。在債務人（原企業）與新設公司達成的債務轉移協議債權人不同意場合，該債務轉移對債權人不發生法律效力，此時債權人只能請求原企業承擔債務清償責任，而不能要求新設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即使原企業無力償還債務，即使原企業已將債務轉移給新設公司。這是因為，既然債權人作出不同意的表示，就要對不同意表示的后果承擔責任，此時沒有再對債權人予以救濟的必要。至于原企業與新設公司已將轉移的債務，由原企業與新設公司自行解決。

2.2.企業以財產出資組建公司

在企業部分改制形式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企業以財產出資的問題，財產出資將直接決定企業改制后的債務承擔。此時，就涉及到我們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企業以財產出資與其他人組建新公司，債務留在原企業而原企業無力償還場合，如何處理原企業的債務？蔣大興、沈暉認為，因原企業的法人人格不會消滅，其債務一般不會有改制后的公司承擔。2003年1號文第6條認為，此時，債權人就此向新設公司主張債權的，新設公司在所接收的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承擔連帶民事責任。在該問題的處理上，最高人民法院突破了公司有限責任或公司人格獨立的要求，債務承擔不限于由原企業以其資產承擔，新設公司也應在其接收資產的范圍內承擔責任。顯然，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號文從保護債權人的利益的角度出發，不再要求企業法人獨立承擔責任，責成新設公司承擔連帶責任。此時，應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號文第6、7條的規定？該規則是否為公司人格否認規則的適用？如果是，該規則的采用是否具有合理性？

筆者不贊同2003年1號文第6、7條關于公司部分改制后債務承擔的處理，理由如下：

第一，新設公司在接收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責任與法理不通。2003年1號文第6、7條規定企業以財產出資與他人組建公司的，新設公司在接收資產范圍內對原企業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從法人人格獨立性角度來看，因原企業未予消滅，原企業應對自己的債務承擔責任，新設公司不應承擔原企業的債務，新公司接收出資不能也不應成為新公司承擔原企業債務的依據。否則就會損害交易安全，不利于企業交易的實現。此為其一。其二，誠然，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是實現企業公司化過程中，會產生一些人借公司法律人格從事各種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債權人的利益需要得到保護和救濟。但是債權人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首先，債權人可以執行原企業對新設公司的股權來實現自己的債權；其次，如果原企業低價出資的，債權人可以行使撤銷權撤銷原企業的出資行為；最后，如果構成上述公司人格否認的情形，可請求法院適用公司人格否認規則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其三，從債的相對性原理出發，新公司不是債的相對人，債權人無權要求新公司承擔債務清償責任。其四，是否可以將該條規定理解為債權人行使撤銷權的后果，新公司在接受資產的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被看作是債權人撤銷原企業與新公司之間的交易后代位求償的后果？從該條規定的意旨來看，該條規定并不是對債權人撤銷權的規定，該條規定的是新公司對債權人直接承擔責任，將其列入撤銷權范疇顯得有些牽強。其五，即使在法律發達之外國，也鮮有這樣的立法規定和判例。例如，在美國，對債權人保護的公司法規則無非有三種規則：禁止欺詐性財產權轉讓規則；不公平控制規則和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其中揭開公司面紗原則因其適用具有不確定性和懲罰性，在美國判例中適用的也較為混亂。[13]其六，規定新公司在接受資產的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這顯然與連帶責任的定義不符，目前還未有按份連帶的規定。

第二，判定新設公司在接收的財產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具有不易操作性和無效率性。依據2003年1號文第6、7條的規定，新設公司承擔的債務以原企業出資額為限，因此判定新公司承擔責任范圍的前提是界定原企業在新公司中的出資，而查清原企業在新公司中出資數額是個不易操作的工作，即使能查明，也會加大訴訟成本和產生無效率。另外，在實際生活中，大量出現了企業將優質資產“高值低估”、與他人組建新公司的情形，這樣，新公司所接收“范圍內的財產”，其價值就大為貶抑，對債權人是極大的損害。從這個角度來說，該條規定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我們希望看到防止“高值低估”的辦法，因為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其他的規定似乎都只是法律原理的重申。[14]

基于此，筆者贊成蔣大興、沈暉的觀點，認為原企業的債務不應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擔，而應由原企業自己承擔。對于原企業逃廢債行為，債權人可以通過行使撤銷權、執行股權，甚至適用公司人格否認規則來予以保護自己的權益，而沒有必要通過要求新設公司承擔連帶責任來維護債權人的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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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志國，民商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研究員。

[2]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經濟庭：《企業改制后原有債務的承擔》，載《人民司法》1998年第4期。

[3]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司法解釋與審判指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33頁。

[4]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經濟審判指導與參考》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99－100頁。

[5] 蔣大興主編：《公司法律報告》，第165－167頁。

[6] 吳合振主編：《企業出售、資產評估、侵權訴訟及終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7－270頁。

[7]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企業改制司法解釋條文精釋及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54頁。

[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民商審判指導與參考》2002年第2卷（總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17頁。

[9] 參見蔣大興、沈暉的觀點。

[1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企業改制司法解釋條文精釋及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20頁。

[11] 實踐中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現公司化改制較為困難，投資者往往不愿意介入到資不抵債的企業中來。

[12] 詳細參見前述蔣大興、沈暉的觀點。

[13] ［美］羅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則》，胡平等譯，工商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53頁、第60頁。

[14] 羅培新：《2003司法解釋第一號企業改制過渡性的制度安排》載北大法律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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