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級法院積極創造條件，在2006年下半年對所有死刑第二審案件實行開庭審理。這是最高法院在宣布全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為進一步貫徹控制并減少死刑的慎刑思想所進行的配套改革。無疑，此舉將在更大程度上讓死刑案件審理回歸到法治精神的本位。

　　誠然，出于我們的國情，死刑在現階段尚不能夠取消。但另一方面，生命權不僅是憲法所列舉的公民基本權利，更是人權的核心內容。死刑是一種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最嚴厲的刑罰，且一旦執行便具有不可逆性，基于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防錯須優先于糾錯。如何讓嫌疑人或犯人在被判處極刑之前，能夠排除大多數人的一切合理(包括實體的和程序上的)懷疑并容其用盡一切申訴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誤殺，成為一條優先考慮的原則。

　　按照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對死刑的嚴格把關，不僅要體現在法律的實體層面上，更應以正當程序予以保障。在有些國家，程序正義甚至被上升為母體正義的高度來看待，任何違反正當程序的判決，無論論理多么充分、法律適用多么準確，都會因失去內在的正當品質而被視為“污染水源”的司法不公。正因如此，在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中，“改革和完善訴訟程序制度”被確定為二五改革綱要的首要內容。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除了檢察院的抗訴案件，對于事實清楚的上訴案件，可以不開庭審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53條則進一步明確規定，合議庭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認定的事實沒有變化的，證據充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這些對“開庭審理”網開一面的規定，導致實踐中的二審幾乎成了書面審理，這不僅違反了程序正義關于公開審判的基本原則，降低了案件審理的透明度，更讓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如申請回避權受到完全剝奪，申請調取新證據、提出新證據權、最后陳述權、辯論權、辯護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影響。

　　原先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制度安排，固然是考慮到司法資源有限的因素，如犯人轉押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體制性的原因，如在被告上訴的案件里，檢察院可能出于自身的考慮不愿意出庭應訴，而相關法律對此又無強制性措施。事實已表明，這樣的安排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死刑的誤判。盡管對于死刑復核程序的性質以及具體審理方式在我國尚存在較大爭議，二審“開庭審理”與死刑復核之間的關系也存在不同理解，但不管怎么說，防錯機制必須從一、二審訴訟程序開始，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參照國際上的經驗，在防止誤判方面有以下幾項措施或原則值得重視：(1)給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對抗刑訊的有效手段；(2)上訴法庭不僅應對原審判決進行法律審查，還應對證據進行審查；(3)完善證據制度，推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建立，強化證人出庭機制，貫徹直接言詞原則；(4)強化律師辯護權和調查權，從制度上確?？剞q平衡。而以上幾點均以嫌疑人或被告人獲得公開審判權為前提，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

　　當然，實現正義是需要代價的。死刑案二審一律“開庭審理”必然會對現行體制的行動慣性形成某種沖擊，同時它也對司法資源使用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這種緊張關系會造成司法整體效率的缺損甚至引發體制內的混亂嗎？為了讓正義不再姍姍來遲，有時候付出一定的代價是值得的。正如羅爾斯所說，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者廢除。

　　從最高法院近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看，人們有理由相信它的決心。不過，有許多問題也許只有經過最終的立法糾正才能獲得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