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現狀：侵占罪告訴形式在司法實踐中艱難前行。

(一)審判實踐上，侵占罪自訴率低。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明確規定，自訴案件的范圍：一是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三是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在理論上，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又稱親告罪，指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的案件。具體包括：1、刑法第246條規定的侮辱、誹謗案，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2、刑法第257條第1款規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但致使被害人死亡的除外。3、刑法第260條第1款規定的虐待案，但是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除外。4、刑法第270條規定的侵占案?？梢?，侵占罪是絕對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法院對此罪更是不告不理的態度。然而司法實踐中，因為種種原因，本罪在整個司法實踐中的適用率是比較低的，幾乎形同虛設，很多法院在近幾年內都沒有受理過一起侵占罪案，就筆者所在的法院，近五年，無一起該類案件。

(二)不利于對國家、公共利益的保護。

侵占罪相比盜竊、搶劫、搶奪罪來說發生次數較少，所占比重較小，社會的危害程度較低，多數情況下，侵占罪侵害的是公民個人的私有財產，由公民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但是公有財產也有可能會成為侵占罪的對象，比如埋藏物、無主物就有可能是國有、集體財產，侵占這種埋藏物、無主物也構成侵占罪。對于侵占集體所有財產的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無法確定自訴人或者是享有起訴權的主體因為不知其財產被侵占而怠于行使權利的現象發生。而如果侵占的是國有財產，因為侵占罪明確排除檢察院作為訴訟主體，所以致使這類案件不能及時地進入司法程序，侵害人的行為不能及時受到法律的處罰。相比侮辱、誹謗罪規定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作為告訴才處理的例外，而侵占罪沒有，因此，對于公有財產該如何追繳，是亟待規范的一個問題，否則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侵占行為得不到有效的打擊，造成公有財產的流失。

(三)沒有體現應有的立法意圖。

立法者對于該罪的立法基于以下三種理由：1、此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小。2、此種犯罪的被害人與被告人可能存在某種親屬關系。3、需要集中司法資源去打擊更嚴重的犯罪。正因如此，立法者認為這類案件將告訴權賦予被害人，更能便于被害人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主張權利的方式，從而更有利于維護社會團結和社會關系的穩定。然而，任何一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首先，如果是嚴重侵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其情節比侵占個人私有財產的行為要嚴重。其次，如果侵占價值是10萬及其以上的財物，其所造成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較大，萬一自訴人自身力量受限、達不到起訴的要求、收集證據困難等因素而被法院判為敗訴，對于被害人來說，他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這說明僅僅依靠被害人起訴達不到刑法對合法私有財產這一法益的保護目的。最后，侵占罪的告訴才處理的制度是基于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間存在某種特殊關系而設立的，由被害人自主決定是否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在我國國情的大背景下，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可能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不存在某種特殊關系，如侵占他人脫離之物。一律適用告訴才處理制度，顯然就沒有體現出立法者設立該制度的本意。

二、追問原因：侵占罪告訴形式在操作上存在弊端。

(一)親屬間的侵占案件，自訴人沒有告訴。

對委托物的非法占有案件，存在被害人沒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的現象。這類案件，被害人和被告人往往存在一定的信任關系，或是親屬、朋友，或是委托確定的人。該情況下，雖能確定具體的被告人，但是多數被害人礙于面子或者出于家庭倫理、人情等原因，不愿意提起刑事訴訟。當然被害人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行使返還請求權，請求侵占人返還不當得利。

對于親屬間發生的侵占，我國臺灣地區刑法第324條規定“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侵占罪的，得免其刑;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內嫡親之間犯侵占罪的，須告訴乃論”.我國司法實踐中也承認這一獨特性。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項規定：“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既然盜竊罪親屬間作案可不追究刑事責任，那么根據舉重以明輕的原則，親屬間的侵占罪不按照犯罪處理，被害人放棄自訴的權利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被害人難以確定被告人。

根據法律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自訴案件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有適格的自訴人。(二)有明確的被告人、具體的訴訟請求。(三)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自訴案件范圍。(四)被害人有證據證明。(五)屬于受訴人民法院管轄的。也就是說，自訴人想要提起自訴，就必須自行收集、滿足上述五種條件。

就上述條件(二)來看，對于委托物的占有，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存在一定的委托關系，至少是可以明確確定被告人。但是遺忘物、埋藏物是自訴人非基于自愿而對財物脫離的占有，雙方不認識，自訴人無法確定被告人，這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偵查手段。但由于自訴人自身能力受限，不享有偵查機關的特殊偵查手段和方式，向當地有關公安部門請求幫助的時，又因不屬于其管轄范圍而遭拒。同時法院對此類案件也不具有偵查犯罪行為的特殊手段，以致被害人因找不到被告人而無法提起自訴。

(三)被害人調查取證難。

1998年出臺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4條明確排除了公安機關對自訴案件的管轄。而侵占罪成立的證據包括四方面：

一是被告人的自身信息證據。在埋藏物、遺忘物的情況下，公安機關不介入，被害人單憑自身的力量，很難查到被告人，當被告人都難以確定時，對方的身份、姓名、住址更不知該從何確定，當然也就難以進入訴訟程序。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86條、第188條的規定，即使被害人向法院告訴，法院也會以沒有明確的被告人為由裁定駁回起訴。

二是財物被對方占用的證據。侵占罪案件的性質決定了被害人不能像偵查機關一樣適用搜查、扣押、查封、詢問等強制措施和偵查手段來獲取相關證據，再加上自訴人缺乏偵破案件的專業技術條件，無法提供確實證據。而公安機關又沒有管轄權，如果采取上述手段來偵查的話又缺乏法律依據來支撐，可能還會構成濫用職權罪。

三是自訴人與被告人所占用財物之間的所有或合法占有的物權關系之證據。這是侵占行為人產生交還義務的基礎，而這種證據，有時很容易拿到，比如正好有人證可以證明或者被害人對財物的細節特征記憶清楚又或者是屬于登記過的票證。但是對于錢-財這樣的種類物有時又很難證明和取得。

四是被告人拒不交還的證據。侵占罪的定罪要求：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有將委托物、遺忘物、埋藏物占為己有，拒不退還的行為。所以受害人還需要提供被告人已知權利人依法請求返還權利時無正當理由拒不交還的證據。這就需要被害人證明自己曾向被告人主張過權利。實踐中，這一證據并不好取得。比如一個法律意識不太強的被害人通過電話主張權利，但是又沒有錄音保存，被告人為了逃避責任而矢口否認，那么被害人也就百口莫辯。

以上四個方面的證據如有一項不具備或者證明力不足的話，將會導致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駁回起訴，這樣顯然不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所以取證難是侵占罪自訴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證明財物數額達到立案標準難。

依照《刑法》第270條之規定，構成此罪的標準為“數額較大”，但是目前尚無統一對該罪“數額較大”的金額認定的司法解釋。實踐中，有的中、高級法院自己確立標準，有的比照其他定罪數額，導致司法的不統一。比如有的比照盜竊罪“數額較大”的標準，以500-2000元為起點，有的比照職務侵占罪的數額較大標準，以5000元-20000元為起點。同時還存在一種情況，如被告人侵占的是一臺筆記本電腦，價格5000元左右，但是電腦里的數據可能涉及到商業秘密，其價值上萬元，這就造成了被害人的損失遠大于侵占的數額，此時，又該如何認定本案的侵占數額呢?是按電腦的價格定數額較大，還是按照其具備的價值定其他嚴重情節?目前，沒有相關條文對此進行規定。所以說，自訴人要證明被侵占的財物是否達到了定罪起點無疑又是一個證明難點。

三、構建路徑：侵占罪告訴形式在未來之路不斷完善。

(一)細化罪名。

將委托物的占有和脫離他人持有物的占有統一規定在同一個罪名里似乎不妥，忽略了行為人侵害他人財物的原因各有不同的這一前提。從世界的范圍來看，大多數國家將侵占罪根據對象的不同細化成多個罪名。如日本刑法第252條對普通侵占罪規定為“侵占自己占有他人之物者”，第253條對業務侵占罪規定為“侵占業務上自己所占有之他人之物者”，第254條對侵占遺失物罪規定為“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脫離本人占有之他人之物者”。泰國刑法將侵占罪劃分為普通侵占罪、侵占遺失物或他人錯發之物罪、侵占埋藏物罪、公務侵占罪四個罪種。由此可見，我國刑法第270條將普通的侵占和侵占脫離他人之物的行為規定為同種犯罪，實屬不妥。這兩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不同的，普通侵占罪基于委托的占有，存在信賴的關系，此行為除了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權，還破壞了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人明知是他人的財物還要非法占有，其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較大。這種犯罪被害人容易確定犯罪嫌疑人，搜證也比較方便，可以有效的啟動訴訟程序。但是侵占脫離他人財物的行為，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不存在信賴關系，僅僅只侵害了被害人的財產權益，再加上被害人對財物的遺失有一定的責任，這類犯罪的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較小，應比照普通的侵占罪處罰要相對輕一些。綜上，筆者認為，將普通侵占和侵占脫離他人財物的行為分別從侵占罪中細化成不同的罪名，才真正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二)增設告訴才處理的例外。

侮辱、誹謗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都規定了告訴才處理的例外，而侵占罪確屬純正的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可是現如今侵占罪的尷尬處境顯示增設侵占罪的告訴才處理的例外是有必要的。其原因有：一是普通的侵占可以規定為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因為這類型的案件被害人有能力啟動訴訟程序，但是侵占脫離他人財物這類案件被告人難以確定，并且在調查取證上，被害人也因自身條件限制帶來一定的阻礙，所以一味的將此規定成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與最初的立法意圖不符。二是被害人在自行取證的過程中，可能會與對方產生身體的摩擦，或是被對方脅迫、控制，這種情況下偵查機關有介入的必要。三是對于嚴重侵害國家利益這一情節，可以比照侮辱、誹謗罪，增設此罪對嚴重損害公有利益的例外，由偵查機關立案偵查，檢察院提起公訴，這樣才能有效的保護國家利益，打擊犯罪。

(三)明確本案的數額標準。

以盜竊罪為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一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以一千元至三千元為起點：“數額巨大”以三萬元至十萬元為起點：“數額特別巨大”，以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為起點。同時盜竊行為給失主造成的損失大于盜竊數額的，損失數額可以作為量刑的情節，這一規定就很好的解答了筆者上述的疑問。由于侵占罪對于數額的認定沒有司法解釋予以規定，司法實踐中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對法院和被害人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擾。所以筆者建議出臺新的司法解釋時可以增加侵占罪的數額認定，或者明確本罪在數額標準上參照相類似的罪名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