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本案的處理,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張某具有詐騙的故意,并且實現了偽造借條、在盜竊未遂的情況下對汪某實施欺詐,在汪某的默示處分下,取走了電視機,構成詐騙罪既遂。另一種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本案中,張某在主觀上具有盜竊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入室盜竊電視機的行為,從而構成盜竊罪既遂。
我國刑法對于盜竊罪既遂采用“失控+控制”的標準,即財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而行為人取得對財物的控制。對于入室盜竊,既遂的標準就是離開房屋。本案中,張某剛走出但畢竟已經出了李某的家門,財物已脫離戶主的控制即構成既遂。雖然張某一出李某的家門就被汪某發現,但盜竊既遂之后又恰巧被立即發現和未遂不能混同。本案并不能得出其“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的結論。同時,盜竊罪既遂也就排除了詐騙罪的成立,因為同一客體不可能被盜竊罪侵犯后再被詐騙罪所侵犯。
二、即使不考慮張某的盜竊罪既遂,本案也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中有兩個關鍵之處:第一是受害人基于行為人的欺詐陷入錯誤認識;第二是受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仿佛自愿地交付財物。本案中,汪某不信任張某的謊言自不待言,其對于借條的態度也是半信半疑,因為一方面難以即刻作出判斷,另一方面因其與張某認識,她可以等李某回家后再問清楚事情原委。不難理解,哪怕欠錢之事為真,汪某也只有在向李某求證之后才會有明確認識,在此之前,其主觀狀態是絕不會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的。對于第二點,關鍵在于沉默能否作為詐騙罪所要求的對財產的處分行為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民法法律行為理論及司法實踐中,沉默要產生具有法律效力的肯定的意思表示,或是基于法律的明確規定或者基于雙方的約定,非此無效。民事法律規范尚且如此,對于標準更為嚴格的刑事法律司法實踐而言,更不待言。2004年8月的一天傍晚,張某潛入朋友李某家中,竊得電視機一臺(價值3000元)。當其抱著電視機剛出李某家門時,恰巧被回家的李妻汪某發現。汪某認識張某,見此情景便問張某為何搬走她家的電視機。張某隨即謊稱李某因欠其3000元至今未還,是李某讓其來搬的。汪某不信,要
筆者認為,借條只是他為了完成盜竊準備的一個可用可不用的道具,作用是在需要時為其作掩護,幫助其脫身。這可以從他被汪某發現后先以謊言相騙不成,再將借條塞到汪某手中后,根本不等對方思考,乘機抱著電視離去的行為得以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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