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件的立案管轄

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案管轄問題中最主要的就是起訴方式問題。《刑事訴訟法》第19條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10條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自訴案件一共包括3類：第一類是刑法規定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包括侮辱、誹謗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侵占案)。該類自訴案件是純粹的自訴案件，具有排他性，即是否起訴，完全決定于被害人，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得主動行使追訴權。第二類是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發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解釋》)對于該類自訴案件做了具體闡釋，限定了8項案件，其中包括了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七節規定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件(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對于這8項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或者認為對被告人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第三類是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

根據上述規定，第一類自訴案件不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罪，但第二類和第三類自訴案件可以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罪。因此，在我國，對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是采取的自訴和公訴相結合的起訴方式，兩者之間是交叉重疊關系。具體而言：(1)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只能提起公訴。(2)對被告人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也只能提起公訴。(3)其他情節輕微的(即被告人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既可以提起公訴，也可以提起自訴。(4)對于證據不足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無論是否情節輕微，均既可以提起公訴，也可以提起自訴。(5)對于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商業秘密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訴。該項是“公訴轉自訴”案件，是對以上各種情形的救濟性規定，故也可稱為救濟性自訴。

可見，只有對于第(3)種和第(4)種情形，才既可自訴，也可以公訴，自訴權和公訴權是平行并存的關系，兩者彼此獨立，但只能選擇其一，即如果被害人選擇了自訴，那么就不能再選擇公訴;如果選擇了公訴，就不能再選擇自訴。需要指出的是，對于這兩種情形，并不排除國家公權的直接介入，公訴權依然獨立存在，換言之，如果被害人不提起自訴，也沒要求公安機關立案和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也可以主動依法進行偵查和起訴。當然，如果自訴權和公訴權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應當允許被害人具有優先選擇的權利，即被害人如果想選擇自訴，那么公訴權應該自動退讓。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第(5)種情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00年7月25日在對黑龍江高級人民法院請示時答復：“對于被害人有證據證明被告入侵犯自己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且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已經作出不予追究的書面決定的公訴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3項、第171條的規定依法受理：”可見，根據該答復，上述第(5)種情形只能限定在“對被告人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范圍內。筆者認為，該答復是存在一定問題的：其一，《刑事訴訟法》第210條和最高人民法院“刑訴法解釋”并沒有作出此限定，而該答復在未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情況下，由研究室這一業務部門作出這樣的限定，顯然有超越職權范圍之嫌，其法律效力值得質疑。其二，對于被告人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如上所述，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公訴，也可以選擇自訴，如果選擇了公訴，就不能再選擇自訴。如果被害人事先不選擇自訴，而是直接要求提起公訴，那么，當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作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決定后，根據該答復，被害人就無法再行使第(5)種情形(即“公訴轉自訴”)的救濟性自訴權了，很顯然這是在沒有任何正當根據和理由的情形下就剝奪了部分案件被害人的訴訟權利。

針對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罪在內的知識產權犯罪的起訴方式的現有規定，很多學者持批判態度。目前很多人贊成這樣一種觀點：應當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到親告罪的范圍之內，但情節十分嚴重，或者嚴重危及國家利益的除外。理由在于：在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起訴方式上，多數國家實行自訴與公訴相結合，自訴為主、公訴為輔的原則。例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泰國、韓國等。這主要是因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首先是侵犯權利人合法權益的犯罪，故對犯罪人是否發動刑罰權，法律交由受害人決定，國家一般不過多進行干預。實際上，實踐中發生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尤其是侵犯商業秘密和假冒專利案件，一般都是由受害人敦促檢察機關才受理、起訴的，既然如此，就應當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納入到親告罪的范圍之內，給予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尋求法律救濟的更大自由選擇空間，從而更有利于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以增進現代社會的經濟交往。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件，應采取公訴的方式提起訴訟，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對犯罪分子追訴的權利，以體現國家公權力對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保護。對于普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件，應當采取公訴和自訴兩種起訴方式并存的模式，即原則上采取自訴方式，但是如果依靠商業秘密權利人自身的力量難以取得犯罪人侵犯商業秘密的證據，而現有初步證據又可以證明存在商業秘密侵犯行為的情況下，則用國家公權力完成偵查取證、提起公訴更有利于對犯罪行為的打擊。

但是，在筆者看來，上述兩種觀點雖然披著合理的理論外衣，但只是“看上去很美”，脫離了我國司法實際，與現實情況格格不入。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具有極大的隱蔽性、智能性以及復雜性，相對于其他刑事案件而言，取證更為困難。自訴人沒有強制偵查權，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往往不能及時甚至無法提取、固定或妥善保存證據，導致證據保全、固定困難。在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相當高，自訴人的舉證能力又有限的情況下，僅憑自訴人自身的力量難以完成證明責任和形成充分完整的證據鏈。因此，即使自訴人有強烈地追究侵權人刑事責任的愿望，也是有心無力，難以實現，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侵權人逃脫刑事法網。此外，如前所述，商業秘密之所以需要刑事保護，最根本在于刑法能夠比民法提供一種更有效的激勵機制，而這種“更有效”的優勢，主要表現為公權的介入，包括公安機關進行偵查和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由此看來，如果按第一種觀點所言，將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起訴方式改為自訴為主，不僅違背了商業秘密刑事保護的目的，而且會使商業秘密的刑事保護在本來就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更加雪上加霜，使《刑法》第219條完全流于形式，威懾力盡失。

就第二種觀點而言，看上去似乎很全面很理想，被害人對于起訴方式有著充分的選擇權，其訴權似乎得到了多層次保障。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現實中的“潛規則”。如果稍稍經過實證調查就會發現，我國公安機關的經偵機關辦案人員和辦案經費很緊張，根本無法應付大量發生的各類經濟犯罪案件，尤其是對于侵犯商業秘密這類取證困難、辦案經費高和辦案風險大的刑事案件，公安機關更是沒有多少熱情和積極性，經常托辭拒絕立案或拖延立案。因此，對于普通的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司法實踐中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潛規則”：如果受害人不提供辦案經費“贊助”，或是找關系、托熟人，想要立上案往往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如第二種觀點所言，將普通的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都改為自訴和公訴并存的起訴方式，這雖然讓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變成不是被害人唯一可依靠的救濟途徑，被害人可以超越公權而自我救濟，但同時也讓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成了可選擇性的、不是必需的職責，公安機關就更有了不立案的口實和理由了。其實，據筆者了解，商業秘密刑事案件中的絕大多數被害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享有自訴權，而是基本上寄希望于國家公權來保護自己的商業秘密，希望能借助公安機關的強制偵查權來打擊侵犯商業秘密犯罪行為。因此，可以說，第一種觀點和第二種觀點都不會是被害人所期望的。

筆者認為，現在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起訴方式的規定，既可以強制公安機關主動依職權打擊比較嚴重的刑事案件，讓被害人的權利在遭受比較重大損失時得到切實的保障，又可以讓部分輕微刑事案件得到一定的分流和過濾，減輕公安機關的負擔，體現了高超的平衡藝術和立法智慧，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因此不必再作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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