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隱私利益上升為一種個人權利與法律相聯系則源于1890年SamuelD.Warren和LouisD.Brandeis的《論隱私權》一文。美國隱私權存在于憲法、侵權法和各類成文法。

《歐洲人權公約》將公民私生活保護列為公民基本權利。在二戰后人權保護的大環境下，歐洲各國國內法也陸續制定法律予以回應。總體上來說，美國從自由的角度理解隱私，而歐洲大陸將隱私保護植根于人格尊嚴之上。

在隱私權制度設計時，主要需要平衡的只有一對利益矛盾，即隱私權主體(個人)的隱私利益(也可以表達為人格自由與人格尊嚴方面的人格利益)與他人(即負有消極不作為義務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言論表達自由、知情權等利益的沖突。國家基本上處于一個超然于雙方利益矛盾的中立地位，以社會管理者身份，通過制定法律和實施法律調整矛盾雙方的利益關系。國家調整這一利益關系的主要手段就是“公共利益”規則的適用：凡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個人隱私，受到保護;凡涉及公共利益的隱私，或者不予保護，或者受到限制。

【個人信息的法律保護及相關利益衡量】

隨著個人信息處理方式的數字化轉變，人們在享受信息數字化帶來的諸多便利的同時，也面臨著個人信息數字化帶來的風險。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最為矚目的立法運動之一。到目前為止，全球已經有九十多個國家制定了個人信息保護法。

個人作為目的性的存在，只有消除個人對“信息化形象”被他人操控的疑慮和恐慌，保持其信息化人格與其自身的一致性而不被扭曲，才能有自尊并受到他人尊重地生存與生活。因此，個人信息對于信息主體的人格尊嚴和自由價值，應當是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中首要考慮的因素。

伴隨著整個社會信息化進程的發展，信息資源成為重要生產要素、無形資產和社會財富，信息化與經濟全球化相互交織，推動著全球產業分工深化和經濟結構調整，重塑著全球經濟競爭格局。

為實施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收集和利用個人信息，是自古以來政府都普遍采用的做法。信息社會中，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政府可以更加充分地發掘個人信息的公共管理價值。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的推進，都離不開以個人信息為基本單位的數據庫的支撐。

現代信息處理技術之下，個人信息所蘊含的公共管理價值和商業價值，將成為公私機構不當收集、處理、利用和傳輸個人信息的巨大誘因。并且，此種信息不限于傳統隱私權之下的私人生活秘密，而且及于個人所有具有可識別性的信息。相較于傳統隱私權個人個體化的隱私保護訴求而言，個人對其個人信息的保護訴求更為強烈和普遍，并且已經上升為普遍的社會問題。

不同于傳統隱私權保護中政府超然的中立地位，在個人信息保護和利用中，政府積極加入其中，具有了利用者和管理者的雙重身份角色：一方面，政府作為社會管理和社會福利的承擔者，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和公共福利的推進都離不開對居民個人信息的掌握;另一方面，出于對行政效率的追求，也會不斷促使政府積極探索個人信息利用的限度和價值。

通過以上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的利益識別分析不難發現，相較于傳統隱私權保護，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所涉利益主體和利益內容更加多元化：首先，在社會信息化進程中，傳統產業信息化和專門信息服務業出現，使得信息業者作為新的獨立利益主體出現。國家除了傳統隱私權保護時期中立超然的裁判者身份外，為完成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政府大量參與個人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利用過程，國家同時具有了管理者和利用者的雙重身份。新的利益主體和角色的出現代表了整個社會對于個人信息的利用訴求，因而不同于傳統隱私權從個體出發為個體提供單一向度的權利保護，個人信息需要從保護和利用兩個角度兼得的視角加以考量;其次，在個人信息利用語境下考量個人信息的保護問題時，傳統隱私權保護中的利益沖突仍然存在，個人的隱私利益仍然是個人信息保護利益衡量的重要內容。

【兩頭強化，三方平衡理論的提出】

一、“大數據”之下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多贏的新思維。

在后信息時代，時刻都有大量數據產生、流動，數據已經是直接的財富和社會資源，借助數據技術的應用，可以發現新的知識、創造新的價值，實現從數據到知識、從知識到行動的跨越，公私領域對于數據利用的需求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更為迫切。

數據隱私問題也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頂層問題，問題解決的關鍵仍然在于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的利益衡量：信息業者和政府作為新的利益主體代表了利用個人信息的利益訴求，構成利益衡量的一個維度;而傳統隱私權保護問題仍然存在并更加緊迫，切實保護個人隱私構成了利益衡量的另外維度。在個人隱私保護和個人信息利用都亟待強化的需求格局下，可行的方案是以一定標準實現對個人信息的區別保護和利用，從而實現保護和利用的多贏。

二、“兩頭強化，三方平衡”理論的內涵。

一是兩頭強化。“兩頭強化”是指建立“個人敏感隱私信息”的概念，在個人敏感隱私信息與個人一般信息區分的基礎之上，通過強化個人敏感隱私信息的保護和強化個人一般信息的利用，調和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的需求沖突，實現利益平衡。二是三方平衡。“三方平衡”是指個人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利益(核心是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利益)、信息業者對個人信息利用的利益(核心是通過經營活動獲取經濟利益)和國家管理社會的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具體而言，個人信息中涉及敏感隱私的部分，其保護應該得到強化，個人的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應該得到更高水平的保護。而就個人一般信息，信息主體做出一定讓渡，讓信息業者得到收集、處理和利用的更大自由，以利其經營。就國家而言，一方面為了滿足社會管理之目的，應當獲得收集、處理、儲存和利用必要的個人信息的權力和能力;另一方面公權力的行使也需要約束，不過分利用技術手段和國家機器干預私人生活，對其個人信息的收集利用等方面的權力和能力加以規制和約束。

【兩頭強化，三方平衡理論的實現】

未來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應當將“兩頭強化、三方平衡”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并以此為指導構建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的相關制度。

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的國家主導體現在立法和執法兩個方面：首先，制定統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作為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法律調整公私領域內的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關系;其次，國家主導還意味著通過專門機構負責個人信息保護法律的執行、監督等各方面事務。

在國家主導之下，還應該充分鼓勵信息業者的行業實行自律管理。自律機制是指在國家立法之外，社會組織體自發通過確立自律規范來規范自己行為實現自律目的的一種機制。

在相關法律政策制定、執行和救濟的各個環節都可以借助網絡平臺等方式拓寬公民參與途徑，強化公民利益表達、救濟和監督。

信息業者實名制和網絡用戶真實身份可查驗制。第一，切實落實信息業者的實名制，不僅要求相關監管部門在入網環節攔截不適格主體，更重要的是切實進行動態監管，維護網絡秩序的可信度;第二，用戶真實身份可查驗制與用戶實名制具有同樣的網絡管理效果，但其優點在于其可以更好地維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避免實名制引發“寒蟬效應”，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限制，實現管制與自由的平衡。

在大數據背景下，最大化實現國家對個人信息利用的方式便是建立國家中心數據庫，解除數據庫之間的“信息孤島”狀態，最大限度地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率。

與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沒有足夠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也缺乏足夠的自我保護能力，其權益無疑更容易受到侵害，在個人信息保護與利用方面，更應為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