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護胎兒的權利

我國法律對胎兒的權益保護沒有明文規(guī)定，隨著越來越多的關于損害胎兒利益的案件進入訴訟，法官在審判過程中感到無所適從。在審判實踐中，有的法院支持了原告要求賠償胎兒利益損失的訴訟請求，有的法院卻判決原告敗訴。如何對胎兒的民事權利進行保護已成為審判實踐中不得不面對的現(xiàn)實問題。我國對自然人的民事權利已有了比較完善的法律保護體系(包括對自然人死亡后權利的保護)，但對自然人的必經(jīng)階段——胎兒的保護僅限于為胎兒保留遺產(chǎn)繼承份額的規(guī)定，本文借鑒國外立法的經(jīng)驗，試圖賦予胎兒準民事主體地位以及準民事權利能力，從而構建一個保護自然人權益(從胎兒時的先期權益直到死亡后的延續(xù)權益)的完整體系。最后，本文還探討了侵犯胎兒民事權利的民事責任。

一、賦予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現(xiàn)實動因：現(xiàn)實與法律的雙重困惑

(一)實現(xiàn)胎兒民事權利的現(xiàn)實困惑

對嬰兒的死亡賠償金應否支持，在討論中出現(xiàn)了兩種意見：一、胎兒不是獨立的民事主體，對胎兒的損害導致其出生后死亡，不是對胎兒權利的侵害，而是對母體權利的侵害，應賠償母體終止妊娠的損失而非嬰兒的死亡賠償金。二、胎兒享有一定的民事權益，侵權行為人的行為與嬰兒的死亡存在因果關系，行為人應承擔嬰兒死亡的賠償責任。

產(chǎn)生以上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呢?

《民法典》(2021.1.1生效)

第十三條

【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的起止】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屆時與《民法典》相沖突的條例廢止。

《民法典》生效前的規(guī)定

我國《民法通則》第九條規(guī)定：“公民從出生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依該條規(guī)定，在我國，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只能從出生時開始算起，在出生之前不享有民事權利。據(jù)此，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我國現(xiàn)行法律是不承認胎兒的民事權利的，因而就有了上述第一種觀點的產(chǎn)生。

(二)實現(xiàn)胎兒民事權利的法律困惑

1、我國民法關于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規(guī)定

對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的認識，各國的立法主要有三種模式。第一種學說認為只要胎兒出生后尚生存，胎兒出生前和已出生的嬰兒一樣具有民事權利能力，這種觀點被稱為總括保護主義，也稱概括主義;第二種學說認為胎兒原則上沒有民事權利能力，但在若干例外情況下視為有民事權利能力，被稱為個別保護主義或個別規(guī)定主義;第三種學說則絕對否認胎兒具備民事權利能力，被稱為絕對主義。

我國的法律采用的是絕對主義，認為胎兒是沒有民事權利能力的。

《民法典》(2021.1.1生效)

第十三條

【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的起止】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條

【胎兒預留份】遺產(chǎn)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娩出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照法定繼承辦理

《民法典》生效前的規(guī)定

如我國《民法通則》第九條規(guī)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繼承法》第二十八條規(guī)定：“遺產(chǎn)分割時，應保留胎兒的應繼承的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有學者認為，依照這一規(guī)定，遺產(chǎn)分割時，胎兒的繼承份額應當予以“保留”，即遺產(chǎn)之權利并非由胎兒即時取得，顯然，我國法律雖然規(guī)定了胎兒的特留份，但胎兒享有遺產(chǎn)權利卻必須從出生開始，特留份“留而不給”，故我國現(xiàn)行民法是根本不承認胎兒的民事主體資格的。

2、我國法律中關于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規(guī)定與審判實踐之沖突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出生與否的判斷往往是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的規(guī)定，“出生的時間以戶籍證明為準;沒有戶籍證明的，以醫(yī)院出具的出生證明為準。沒有醫(yī)院證明的，參照其他有關證明認定。”權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時間以戶籍登記或醫(yī)院出生證為準，一方面可能造成法律上的出生與實際出生不一致，使實際上已經(jīng)出生但由于某種原因沒有及時進行戶籍登記或取得出生證的小孩在此期間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保護;另一方面，若胎兒在出生前、出生過程中，或者出生后辦理戶籍登記或者出生證明之前，遭受直接或者間接損害，也必然因權利能力障礙而不能以權利主體的身份獲得法律保護。由于我國民法原則上否認胎兒的法律主體地位，不承認胎兒的民事權利，也缺乏對侵害胎兒利益的行為進行禁止和制裁的相關條款。因此，如何防范胎兒人身利益被非法侵害、如何對受損害的胎兒利益進行法律救濟以及處理侵害人等重大問題，就成為法律的一大盲區(qū)。

現(xiàn)實生活中，對胎兒的損害主要是損害胎兒的生命健康，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直接侵害，這種情況常常出現(xiàn)在醫(yī)療領域，如產(chǎn)前檢查、產(chǎn)前診斷、治療以及分娩過程中;二是間接侵害，即侵害孕婦人身權利的同時，作為一種后果，間接侵害了胎兒的人身利益，這種情況比較多見，比如環(huán)境污染、對孕婦傷害導致流產(chǎn)等等。正因為如此，司法實踐中，胎兒所遭受的傷害大都視為對孕婦或產(chǎn)婦的人身損害。然而，無論是從理論上看，還是從實踐上看，母親的利益都不能完全囊括胎兒的人身利益。因為胎兒的利益和母親的利益不是同一個概念。胎兒的生命利益、健康利益等其他人格利益比較特殊，不但不同于母親的利益，有時甚至與母親的某些利益發(fā)生激烈的沖突(如墮胎問題)，如果不以胎兒自己的名義進行保護，就可能造成胎兒利益被母親權利所擠兌。事實上，如果以母親的名義請求保護，則保護的周密程度也將大打折扣，根據(jù)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頒布的《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試行)第四十二條的規(guī)定，“損傷致孕婦流產(chǎn)”只能屬于輕傷，由此可見，對胎兒的保護力度是極其有限的。隨著遺傳工程學的發(fā)展，“試管嬰兒”成功率的不斷提高以及不斷的完善，如何保護這些“特殊”嬰兒的利益，已經(jīng)成為急待解決的問題。當這樣的問題為道德和情感等因素滲入時會變得更為復雜，使我們的法律無法再回避這樣的問題。因此，要解決胎兒利益保護問題，必須從權利能力制度尋求突破。

二、賦予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理論探源：胎兒具有準生命權

(一)賦予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生物學基礎

生命的定義是：生物體所具有的活動能力，生命是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式，這是對所有生物生命的一種定義。法律學上的生命，并不是泛指一切生物的生命，而僅指自然人的生命。它是人體維持其生存的基本的物質活動能力，是人的最高的人格利益，具有至高的人格價值。生命是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的基礎，人之所以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就是其具有生命，人若不具有生命，即不成其為民事權利主體，也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一般認為，生命開始于出生，那么，胎兒是否有生命呢?這是一個頗有爭論的問題：肯定說認為，胎兒以及成功受孕的孕卵、胚胎，在客觀上具有生命的形式，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否定說認為，尚未出生的胎兒的生命還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只是先期的生命形式，而僅屬母體的一部分。筆者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胎兒以及成功受孕的孕卵、胚胎，是具有生命形式的，而且人的生命也開始于這些形式。對于“人”的生命不能機械的認為以“出生”為起點，對還未出生但潛在的、將來的“人”，不能單純的因為某理論上是采用以出生為界點的技術性手段而拒絕承認其為“人”。胎兒是嬰兒的生物學前提，胎兒與嬰兒有生物上的必然聯(lián)系，只有保護好胎兒的利益才能保護好嬰兒的利益。因此，法律應當尊重科學，尊重客觀事實，承認胎兒以及成功受孕的孕卵、胚胎所具有的生命。同時，由于胎兒尚在母體中，其出生后是否為活體不得而知，在承認胎兒生命的同時，只能在法律上賦予胎兒準生命權——不能如自然人般享有完整的生命權。

(二)賦予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醫(yī)學基礎

《民法通則》是1986年頒布實施的，距今已有20年。這20年來，我國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個方面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醫(yī)學的發(fā)展已經(jīng)使我們了解到越來越多的關于對胎兒損害源的知識。目前，醫(yī)學所提供的防止或減少對于胎兒的損害的技術手段是相當可觀的。有時醫(yī)學能夠及時地預測出基因或其他損害的風險，從而使得未來的父母修正潛在的有害行為，或者采用新的生殖技術以減少風險，甚至完全避免。醫(yī)學經(jīng)常能夠在胎兒出生前診斷出他的基因缺陷或藥物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它可以介入或放棄一個帶有嚴重缺陷的胎兒，或者提供在子宮中(inutero)的治療。由此可見，對胎兒權利的保護已具備了在醫(yī)學方面的技術條件，因此，應進一步將胎兒權利引入我國的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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