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罰輕緩化的內涵界定

刑罰輕緩化是相對于刑罰的嚴厲、殘酷而言的，是刑罰進化過程中向著輕緩的方向發展的一種趨勢。刑罰輕緩的理念源自古老的法諺“刑罰與其嚴厲不如緩和”，其基本精神體現了刑罰謙抑的思想，即在刑事立法上，如果規定較輕的刑罰即可，就沒有必要規定較重的刑罰;在刑事司法中，對于已經確定為犯罪的行為，如果適用較輕的刑罰即可，便沒有必要適用較重的刑罰。[1]

刑罰的輕緩涉及刑罰干預社會的廣度和深度，是刑罰合理化和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刑罰的輕緩要求國家在運用刑罰規制社會生活時，應適當控制刑罰的適用范圍和嚴厲程度，并力求以最小的刑罰成本達到最大的社會效果-少用或不用刑罰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以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實現刑罰的輕緩，必須防止立法上的刑罰過剩和司法中的刑罰過度兩種傾向。

二、刑罰輕緩化提出的正當化根據

(一)刑罰輕緩化的人道主義價值底蘊

人道性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的刑法不可或缺的價值底蘊，刑法的人道性是指刑法的制定與適用都應與人的本性相符合，盡可能地寬緩。從某種意義上說，刑法發展史，即是刑法從嚴酷走向寬容的歷史。隨著時代的發展，刑法的人道化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并且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現代社會的刑法應是具有人性底蘊的，公正、謙抑、人道是現代刑法的三大價值目標，也是構成刑法的三大支點”。[2]

在一個真正良好的法治社會中，法治的實現僅有公民對法律的形式上的遵守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應該形成公民對于法律的信仰，使得守法不僅僅是出于對法律強制性的服從，而是成為善良公民的一種習慣、一種生活需要。“只有法觀念的喚醒和強化才能夠使法律上的行為有一個可靠的保障”[3]，對犯罪人處以輕緩的刑罰，其深刻哲學根據在于體現著人道主義精神的輕緩寬和的刑罰，有利于培養公民內心對于法律的信仰，有利于培養社會共同法治觀念和法治心理，從而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圍。“刑罰通過排除違反規范的行為，確證規范的有效性，使人學會對法律的忠誠。這里的忠誠，可以理解為信仰。在這種情況下，服從法律不再是外在強制的產物，而是內心信仰的結果，刑法也不再是強迫的工具。”[4]從人類本性出發，當人們對法律具有了認同感，其內心就會產生服從的自然愿望，認為法律對他的要求與其自身的正確觀念和切身利益的要求是一致的，在行為上就會以積極態度去遵守法律，甚至把法律看作是維護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根植于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義的一部分”;[5]當人們對法律缺乏認同感時，人們就會在內心形成與法律對立的關系印象，在矛盾的內心信念支使下，人們視法律為異己，千方百計地規避法律成為其主觀追求，即使守法也僅僅是因為屈服于法律的強制性、害怕法律的制裁，此時，人們不認為違反法律是可恥的行為，在極端情況下，人們甚至以違法為榮。事實上，法律權威的終極來源是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如果人們與法律處于敵對關系的狀態，視法律為異己，最終將導致法律權威的喪失。法律信仰，其核心理念是指人們對法律合法化和正義性的認同。“在民眾中確立對刑法的認同感從而形成刑法有效相對性的基本觀念，是現代法治國家刑法之要義。”[6]這種刑法的公眾認同將在人們心中激起遵守法律的愿望，使人們與法律處于一種合作的融和狀態，而“刑法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來源于懲罰，包括對懲罰的親身體驗和對懲罰的觀察或間接了解，”[7]刑罰過于殘酷，會使人們認為法律是非正義的，非理性的，“縱觀歷史，目睹由那些自命不凡，冷酷無情的智者所設計和實施的野蠻而無益的酷刑，誰能不怵目驚心呢?”[8]有時甚至會導致有良知的受害者也會如此認為，從而激起人們對犯罪分子的同情心，造成對社會共同體的普遍道德情感的傷害，容易使人們處于與法律的敵對狀態，這些都有礙刑罰的公眾認同感產生并最終有害于法律信仰的形成。“刑場與其說是為罪犯開設的，不如說是為觀眾開設，當憐憫感開始在觀眾心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時，立法者似乎就應當對刑罰的強度作出限制”，[9]“法律過于殘酷，反阻礙了法律的實施。如果刑罰殘酷無度，則往往反而不處刑了。”[10]因此，嚴酷的缺乏寬和精神的刑罰，容易導致人們失去對法律的信仰。“刑罰即包含著犯人自己的法，所以處罰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存在，”[11]基于此，對犯罪人處以寬和輕緩的刑罰不僅是出于將犯罪人也視為人的刑法的人道精神，而且從更重要的意義上講，是對社會個體自由和權利的尊重，是確立刑法認同的前提和建立社會普遍法律信仰的需要，而這種人道主義乃是刑罰輕緩化最根本的哲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