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適用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其目的在于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妨礙偵查、起訴和審判活動，以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取保候審既可以采用提供保證人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交納保證金的方式進行。從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采用后一種保證方式的案件數量在逐步增加，保證金擔保將漸趨成為一種主要的保證方式。

科學合理地確定保證金的數額，不僅關系到取保候審這一刑事強制措施的功效發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影響到司法機關的嚴格執法。正是基于此，六機關《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2條指出：“對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證金保證的，由決定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確定保證金的數額。”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75條也指出：“保證金的數額應當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經濟狀況、案件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性以及可能判處刑罰的輕重等情況，綜合考慮確定。”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4條規定：“采取保證金擔保方式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犯罪的性質和情節、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經濟狀況和涉嫌犯罪數額，責令犯罪嫌疑人交納1千元以上的保證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1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起訴指控犯罪的性質、情節、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決定應當收取的保證金數額。”令人遺憾的是，盡管上述關于保證金數額應如何確定的規定繁多，仍然沒能有效根治司法實踐中保證金收取頗為混亂的狀況。其突出表現就是保證金數額的確定存在相當程度的隨意性，司法機關在此問題上自由裁量的空間過大，由此造成了所確定的保證金數額在不同地區、不同司法機關、不同案件、不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間仍然嚴重地不平衡，少則一、二千元，多則三、五萬元，甚至達到數十萬元之巨，司法工作所要求的公平性、規范性、統一性由此受到了很大的沖擊。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上述諸項《規定》、《規則》、《解釋》的相關內容存在“瑕疵”，主要有：第一，在確定保證金的數額時，要求綜合考慮的因素過多，不僅包括案件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性、涉嫌犯罪數額等“案內因素”，而且包括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經濟狀況等“案外因素”。事實上，要考慮的因素越多，就越容易產生隨心所欲的情況。第二，保證金的上下限不甚明確，諸項規定中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規則》中規定了保證金的最低限額為1000元，其它各項《規定》、《解釋》中既沒有規定保證金的最低限額，也沒有規定保證金的最高限額。第三，刑事案件的具體案情盡管千差萬別，但在程度上畢竟可以劃分成輕重不同的一些類別，與此相適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措施時，確定的保證金數額亦應具有一定的幅度界限，但上述諸項《規定》、《規則》、《解釋》均付之闕如。從上述分析中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有關取保候審保證金數額的規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亟待對其加以改造。究竟應當如何確定取保候審保證金的數額?筆者認為，總體來看，既不能過低，也不能過高。過低則難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有效的約束力，起不到應有的保證作用，過高則與取保候審這種強制措施的輕緩性不相適應，甚至會出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寧愿被羈押，也不愿意被取保候審的尷尬局面。根據當前的司法實踐狀況，筆者認為，取保候審保證金的數額限定在3千元~8萬元之間比較適宜。在此前提下，筆者主張只以將來可能判處的刑罰為標準，設立三個層級的保證金幅度。之所以只以將來可能判處的刑罰為標準，是因為案件性質、情節、社會危害性、涉嫌犯罪數額等“案內因素”實際上都是和將來可能判處的刑罰相聯系的，都是量刑時要綜合考慮的因素。具體設計時，可作如下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繳納保證金的數額應與其將來可能被判處的刑罰相適應。對于將來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交納的保證金數額為3千元~2萬元;對于將來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交納的保證金數額為2萬元~5萬元;對于將來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交納的保證金數額為5萬元~8萬元。”這樣規定，既能夠使司法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靈活決定保證金的數額，又不至于司法機關自由裁量的余地太大而導致失控，有助于在保證金數額問題上實現平衡和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