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量刑公正就成為人民法院面臨的的一個重要課題。人們想出了多種方法進行量刑制度改革，比如引進電腦輔助量刑系統、建立判例制度、成立量刑指導委員會、推行量刑建議制度等等。其中，由人民檢察院就被告人的量刑向法院提出建議的量刑建議制度，可以說是目前為止持續時間最長、試驗范圍最廣，力度最大、全面推行呼聲最高的措施。然而，有研究指出，量刑建議由于法院對量刑活動的壟斷而充其量僅僅具有形式的意義，對于量刑的過程和結論仍然無從監督。對于不公正的量刑結果的監督，目前還僅僅局限于通過抗訴程序對量刑偏差提出糾正意見，請求上級法院給予糾正從而保證結果公正。有時，如果上級法院堅持維持原判的刑罰，這種程序性的對量刑的監督也就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簡言之，對量刑的監督效果式微。怎樣才能使量刑建議制度更好地發揮作用，真正成為規范法院量刑活動的有力措施呢?從本質上講，量刑建議是人民檢察院行使法律監督權的體現。法律監督權是一項非常嚴肅的職權，其行使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鑒于量刑建議制度在我國尚處于試行階段，實踐中尚待完善，總結目前為止全國各地推行量刑建議制度中的經驗教訓，這里且提出四項我們認為行使量刑建議權應當遵循的原則，即書面原則、精確原則、論辯原則、協調原則。

1、書面原則

量刑建議是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權的一種實現方式，其行使形式應當是嚴肅的、正式的，因此，量刑建議的提出形式，應當是書面的，而不宜是口頭的。

提出量刑建議的目的，是為了對法院量刑權的行使進行監督，也是為了與辯方就量刑問題交換意見，使控、辯、審三方在充分說理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減少沖突與不服，提高司法效率。書面形式有據可考，不易變動，容易為審、辯兩方準確把握，仔細研究。而口頭形式則不具有這些優點，且由于量刑建議非常具體，內容較多，如果用口頭形式，一方面公訴人在法庭口述時容易出現漏錯，另一方面審、辯雙方也很難準確把握,并不利于實現量刑建議制度的目的。有人建議，對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采用口頭建議，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則以采用書面建議為宜。實踐證明，全面采取書面量刑建議的效果是很好的。

怎樣落實書面原則?是在起訴書中提出，還是等到法庭辯論環節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時再提出呢?我們的意見是，在起訴書中提出。具體做法是，在現行起訴書主文的最后一句“請依法判處”后面接著明確寫明建議法院裁量的具體刑種、刑量。比如，“請依法判處被告人XXX有期徒刑X年，并處罰金人民幣XXXX元。”同時，在起訴書上附件說明中列出說明量刑建議理由的“量刑建議論證書”，并以附件形式將“量刑建議論證書”與其他附件一起移送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將“量刑建議論證書”連同起訴書副本一起送達被告人。這樣做，一是因為量刑建議本來就是公訴活動的一部分，量刑建議權本來就是公訴權的一部分。量刑建議列入起訴書名正言順，再自然不過;研究表明，量刑建議作為公訴制度的組成部分，是兩大法系國家檢察官普遍享有的權力。在英美法系國家，審判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第一個階段是定罪，確認有罪了，再進行第二次開庭，專門解決量刑問題。此時檢察官會向法庭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在承認辯訴交易的國家，如果是量刑交易的話，檢察官在將向法庭提出的量刑建議中給予某種讓步，這一量刑建議無疑會得到法庭支持。否則辯訴交易無法生存，更不可能85%--95%的有罪判決案件通過通過這種程序解決。在大陸法系國家，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檢察官都擁有量刑建議權。二是，起訴書是國家機關公文，量刑建議在起訴書中提出，表明是國家機關代表國家意志，規范而又嚴肅，人民法院不能不重視，不能不就采納與否作出結論并說明理由;其三，便于人民法院、被告人先行了解人民檢察院的量刑預期及其理由，特別是保證被告人有足夠時間評估該量刑建議并準備量刑答辯意見。這將有利于法庭辯論時量刑辯論的展開與深入。如果等到發表公訴詞時才提出量刑意見，即便是書面意見，也難于讓被告人準確把握和理解，更遑論就此提出有價值的答辯意見。那樣，對于保障人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司法效率依然效果有限。當然，這樣做檢察院可能會有些疑慮，因為自己的牌全部亮出來了，而被告人的底細檢察院并不完全了解。怎么辦呢?這就要求檢察院認真執行《刑事訴訟法》第139條的規定，即“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充分利用這些機會，與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溝通，特別是了解他們對于量刑的意見，必要時也可以建議律師提供辯方的書面量刑意見(甚至可考慮根據這一條發展出一個例行的控辯雙方量刑意見交換程序)，并在向法院提出的量刑建議中充分考慮這個意見，做到知己知彼，有備無患。

2、精確原則

所謂精確原則，是指量刑建議應該內容具體，精確，不宜只是在法定刑幅度內再提出一個較小的幅度。咋一看，這似乎是荒唐的，不切實際的。多年以來，由于所謂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以及“社會科學沒有絕對真理”之類的意識的影響，無論是法官還是檢察官，都已經習慣于在量刑問題上“估堆”。

但是，我們認為，刑法規定的每一具體犯罪法定刑在刑種與刑度上的幅度，不能理解為是法律授予法官對某一特定案件在法定幅度內任意裁量刑罰的自由裁量權，只能理解為這個幅度是為了應對同一罪名之下形形色色不同情節的特定個案而設計的。換句話說，所謂法定刑幅度，不是為某一特定個案準備的量刑空間，而是千千萬萬的相同罪名不同情節的個案才共有這么一個量刑空間，其中每一特定個案的量刑都只能是一個特定的點。這就好比1000個人在同一棟大樓里辦公，顯然不能說這1000人每個人都獨立擁有整棟大樓。事實上每個人都只有一張位置確定的辦公桌。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根據《刑法》第5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人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根據《刑法》第61條，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來決定犯罪人的刑罰。既然每個案件里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是確定的，而不是不確定的，那么從量刑原理上講，每一個案件被告人的刑量就應當是確定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感慨的那樣，在商品社會里，買白菜蘿卜都要用秤來稱，在事關生殺予奪的量刑問題上，怎么可以采取“估堆”的方式解決呢?

從法理上講，量刑應當是精確的;從憲法和法律的要求上講，量刑也應當是精確的;我們不妨想一想，在刑事執行程序中，犯罪人的刑期是精確到具體某一天的，多算一天或者少計一天都不行。如果量刑的時候可以隨心所欲或者不明不白，那么執行程序中這樣嚴格還有什么意義?最重要的是，量刑的結果直接剝奪的是一個人的基本人權——生命、自由、或者財產。任意地或者說不明不白地處分他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這是只有暴君才擁有過的權力。在當今世界，哪個機關，哪個個人有權“任意”處置另一個人的這些基本人權呢?有哪一部法律會授予一個機關或個人以這種權力呢?有哪一個國家的人民會容忍有這樣一個機關或個人存在于他們中間呢?如果一定要說，因為我國刑法分則規定的刑種、刑度幅度較大，因此，在處理個案時，法官對于到底是判3年還是判兩年半拿捏不準，最后隨便判了個兩年半或者3年，而這一量刑并不被法律認為是畸輕或者畸重，那么，這也不能說成是法官行使了自由裁量權，而只能認為是因為整個刑事法官群體的認識能力有限，或者說某些(個)刑事法官個人能力不夠，業務不強，而眼下又找不到足夠多的更有能力更合適的人來取代他們，無賴之下，整個社會，包括立法者(即人民)，被告人、法律監督機關對這些(個)法官的一種不得已的寬容、容忍，絕不能認為是這些(個)法官有隨意處分另一個人半年人身自由的權利。

從實踐來看，量刑建議精確化是現實可行的，也是普遍的做法。在美國，檢察官在辯訴交易程序中提出具體的量刑建議不僅常見，而且往往成為獲取被告人有罪答辯的前提條件。德國檢察機關在普通程序中提出的量刑建議也非常明確。意大利檢察官不僅提出具體量刑建議，而且這樣做在案件的處理上也收獲了比較好的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日本檢察官在論告終結時向法庭提出精確化的量刑建議早就已經成為日本司法的慣例。只有做到準確定罪，精確量刑，我們才能問心無愧地說，“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權宣言”，“刑法學是最精確的法學”。

會有人問：這樣精確的量刑建議提出的根據是什么?那么我們要說，這是根據案件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得出來的。這個精確的量刑建議如果不為法院所采納，是否意味著檢察院錯了，或者是法院錯了呢?不能一概而論。法院有權根據自己對于案件中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的理解與認識，獨立裁量出自己認為是最精確的刑罰。只要檢察院與法院都是認真按照量刑原則去確定刑量，在的確拿不準“判3年還是判兩年半”時，裁量出自己的內心確信認為最恰當的刑量，而不是按照所謂自由裁量權，在“你建議判3年，我偏要判兩年半”的心理支配之下“自由地”裁量出來的，那么，法、檢兩家的結果就不可能出現大的出入。如果出現了大的出入，那么一定有一方的量刑理由論證出了問題。這時，責任就很清楚了。就算我們確信，由于目前刑事法官、整個刑事法曹，乃至整個人類的認識能力有限，事實上現在還不可能無爭議地找到這個精確的刑量，但只要控、辯、審各方都努力按照刑法規定的量刑準則去做,“這個點還是可以接近的。就如同在向法院起訴時,在確定罪名出現爭議時,最終還是要確定一個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訴,而不是提出兩個或者多個罪名供法院選擇”。提出精確量刑建議的意義，就在于宣示這樣一種觀念，即每個案件的量刑應當是確定的，精確的，而不是“可以兩年半也可以3年”的，誰都沒有可以隨意裁量他人基本人權的權力(利)。

3.論辯原則

量刑建議的論辯原則，是指檢察院提出的書面量刑建議中，必須對建議刑量進行充分論證與說理，證明這個建議刑量是合理的、正義的、唯一的、恰如其分的。不僅如此，控辯雙方還要在法庭辯論中，就量刑建議的理由進行充分的表達與辯論。使法庭在確定刑量前，能夠最大限度聽取不同意見，從而裁量出最合理的，最能讓控辯雙方接受的刑量。

中國法院的判決書“不講道理”，即對裁判理由不進行論證與闡述的作法，早已飽為社會所病詬，也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視。要求判決書說理已經成為當前的主流呼聲。應當說，這種努力已經取得了一定效果，判決書上說理的字數已經越來越多。但是也應當承認，這些說理，多是關于事實認定與證據采信的，罕有關于量刑理由的論證。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說，沒有關于事實認定、證據采信與具體量刑之間的聯系的論證。當然，起訴書以及公訴意見中也沒有這種論證，而這很可能正是事情的原因所在。同時，以往法庭審理中，除了自首、累犯、初犯、緩刑等意見外，控辯雙方也基本上不就量刑問題展開辯論。控、辯、審三方互不摸底，一旦判決結果與自己的預期不符，上訴、抗訴、申訴、信訪就在所難免了。

因為有了量刑建議，法院量刑有了可供評估的標準。采用論辯原則，控、辯雙方關于量刑的意見與理由都得到了完整的表達與交流，不僅使法官心中更加有了底，也使控辯雙方對于法院的量刑有了了解，既提高了法院量刑的透明度，也保證了法院量刑的準確性,服判的可能性大為提高。

4.協調原則

所謂協調原則，是指當檢、法兩家因為量刑建議與量刑實際的差異產生爭執，而這種差異還沒有達到法律規定的抗訴標準(達到抗訴標準，則由檢察院直接提請抗訴)，因此檢察院還無法通過司法程序進行監督時，提請政法委或人大常委會協調處理的原則。坦率地說，這是一個策略上的考慮。

司法實踐中，不排除有些法官基于所謂自由裁量權的觀念，確信自己擁有“檢察院建議判3年，我偏偏判兩年半”的權力，除了“偏偏”，再也沒有任何事實與法律上的理由可以論證自己裁量的合理性。出現這種情況時，在目前現實下還達不到抗訴標準，可是法律監督職責要求檢察院不能對這種罔顧事實與法律、罔顧當事人基本人權的濫用職權行為坐視不管。怎么辦才能糾正法官的這種錯誤行為與錯誤認識呢?《憲法》第135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刑事訴訟法》第7條也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這兩條法律規定，為我們解決此類問題提供了思路。

在當前，有權對公、檢、法三家進行領導，確保三家在分工負責、互相制約的基礎上互相配合的，是各級政法委。另一方面，賦予人民檢察院法律監督職責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憲法，監督憲法實施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和法律的，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產生各級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是各級人大。監督檢察院和法院工作的，是各級人大常委會。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對產生它的人大負責。任免檢、法兩家領導人和檢察員、審判員、檢察委員會委員、審判委員會委員的，是各級人大常委會。因此，當出現檢、法兩家因執行法律爭執不下，又尚未達到啟動司法程序的標準時，當提請相應級別的政法委或者人大常委會出面協調。具體地說，當法院拒不采納檢察院的論證充分的量刑建議，而自己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不予采納的理由，且實際刑量與建議刑量的差異尚未達到足以啟動抗訴程序的畸輕或畸重標準時，由檢、法兩家審判監督部門協商后提請政法委或人大常委會協調處理，案件審判人員與公訴人在政法委或人大常委會主持下交換意見，達成共識。這樣，既可避免激化矛盾，又可實現法律監督，不失為明智之選。

可以說，準確量刑，明白量刑，是法官、檢察官、辯護人、被告人的共同心愿與追求。包括量刑建議制度在內的種種努力，使我們看到了實現這一心愿的希望。量刑建議制度在實踐中當然還會不斷發展與完善。我們希望，并且也相信，本文的探索，能夠為量刑建議制度的更好運行，為量刑制度的改革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