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張*元，男，1968年8月27日出生，農民。2012年1月4日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逮捕。

貴州省安順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張*元犯故意殺人罪向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梁-兵、梁-芳、梁-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被告人張*元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異議。其辯護人提出張*元在接受公安機關傳喚時主動供述犯罪事實，應當認定具有自首情節。

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被告人張*元與被害人朱*芬(女，歿年40歲)有不正當男女關系。2011年11月15日，二人經電話聯系，相約于當日19時30分許在安順市西秀區大西橋鎮小屯關貴黃公路旁見面。后雙方因瑣事爭吵，繼而發生撕扯。其間，張*元用雙手掐住朱*芬的頸部，致其停止掙扎后，又從地上撿起一根摩托車用皮帶纏繞其頸部，致其機械性窒息死亡。隨后，張*元將朱*芬的尸體扛到附近的賈*山，置放于兩塊巖石間的巖縫中，并用周圍的土、樹枝、樹葉等物掩蓋。同月21日上午，朱*芬的親屬到公安機關報案稱朱*芬失蹤。張*元于同年12月19日晚被公安機關傳喚，次日如實供述其殺害朱*芬并將尸體藏匿的犯罪事實，并帶領公安機關找到尸體。

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張*元與被害人朱*芬因婚外不正當男女關系引發矛盾后，殘忍殺害朱*芬，其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張*元被公安機關作為犯罪嫌疑人傳喚后，第一次詢問時并未如實供述其殺人的犯罪事實，其系在公安機關對其作法律、政策宣傳后才供認犯罪事實的，故其不具有自首情節，辯護人所提相關辯護意見不予采納。張*元能夠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并帶領公安機關找到被害人的尸體，故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但應當限制減刑。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條第二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如下：

1.被告人張*元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對被告人張*元限制減刑;

3.被告人張*元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梁-兵、梁-芳、梁-建經濟損失28409.35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張*元未上訴，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報請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核。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不服，以民事賠償數額過低和應當判處被告人張*元死刑立即執行為由提出上訴。

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認為，現場勘驗檢查筆錄、抓獲經過、報案筆錄、被告人張*元的供述等證據證實，公安機關傳喚張*元時并未掌握本案犯罪線索，系張*元供述其殺害被害人朱*芬的犯罪事實并帶領公安機關找到被害人尸體后，此案才被發現。張*元在公安機關未發覺犯罪事實，尚在一般性排查詢問時主動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足以體現其投案的自愿性、主動性，應當認定具有自首情節。張*元罪行極其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鑒于其有自首情節，可不立即執行，且根據張*元的犯罪情節及認罪態度，可對其不限制減刑。原判對張*元限制減刑不當，應予糾正。原判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當，賠償撫育費計算有誤，予以改判。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項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如下：

1.維持貴州省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安市刑一初字第83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主文第一項，即被告人張*元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撤銷貴州省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安市刑一初字第83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主文第二項、第三項;

3.原審被告人張*元賠償上訴人(原審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梁-兵、梁-芳，梁-建經濟損失共計29767.5元。

二、主要問題

如何正確區分“形跡可疑人”和“犯罪嫌疑人”?

三、裁判理由

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根據這一規定，成立自首應當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兩個要件。行為人在犯罪后主動到司法l機關投案的，屬于“自動投案”的典型情形。而對于被司法機關傳喚后如實交代自己罪行的行為能否認定為自首，關鍵要看行為人經傳喚到案是否屬于“自動投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的規定，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解釋》對經司法機關詢問而交代罪行的行為人規定了“形跡可疑人”和“犯罪嫌疑人”兩種情形。

司法實踐中，“形跡可疑”主要表現有兩種情形：一是司法機關尚未掌握行為人犯罪的任何線索、證據，而僅憑行為人當時的舉動、神色等異常而判斷其可能實施犯罪行為。這種情形的“形跡可疑”是一種純粹的基于常理、常情或者特定的工作經驗所形成的主觀判斷。二是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了據以推測行為人可能與某起案件有一定聯系的線索、證據，但這些線索和證據尚不足以將行為人確定為該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這種情形的“形跡可疑”雖然不屬于純粹的主觀判斷，但仍主要是一種帶有臆測性的心理判斷。而“犯罪嫌疑”則是指司法機關憑借一定的線索或者事實依據，認定行為人有作案的嫌疑，這通常是辦案人員根據一定線索和證據，以一定的客觀事實為依據，通過邏輯判斷，足以認定行為人與某起案件有關聯及作案的可能。

“形跡可疑”和“犯罪嫌疑”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一是產生懷疑的依據不同。對“形跡可疑”的判斷主要是依據工作經驗和常識、常情、常理，有時甚至是依據直覺所形成的猜測;“犯罪嫌疑”則是對所掌握的證據分析、判斷后形成的推定，有被合理懷疑的事實根據。二是對證據和線索的要求程度不同。“形跡可疑”僅是針對特定行為人的衣著、舉止、言談或者表情而產生的一般性懷疑，司法人員無須掌握任何與特定案件相關聯的證據或線索;而“犯罪嫌疑”則是有針對性的懷疑，強調司法人員必須以一定的線索、證據為依據，將行為人與某種具體犯罪相聯系。簡言之，行為人如實供述罪行之前司法機關是否已經掌握足以合理懷疑行為人實施某種犯罪的證據或者線索，從而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起直接、明確的聯系，是區分“形跡可疑”與“犯罪嫌疑”的關鍵。

需要強調的是，在認定“形跡可疑人”和“犯罪嫌疑人”時應當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在司法機關將行為人與待偵案件相聯系并將其列為偵查對象時，并不一定意味著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了足以合理懷疑行為人犯罪的線索和證據，即不能認為行為人一旦被司法機關認定為與待偵案件有一定的聯系，此時其犯罪事實就屬于被司法機關發覺，行為人就成了“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認為，在司法機關尚不知道是否有案件發生的情況下，凡是在例行盤查中發現的犯罪人都一概屬于“形跡可疑人”。因為在某些場合，即便司法機關對行為人的盤查屬于例行盤查，但若憑例行盤查出的某種線索或者證據已足以合理懷疑行為人實施某種犯罪時，即使此時尚不能確定行為人具體實施何種犯罪，也應當認定行為人是“犯罪嫌疑人”，而非“形跡可疑人”。如公安人員在深夜巡邏過程中對一攜帶旅行箱的人員進行盤查時，在旅行箱搜出槍支彈藥、毒品、大量假幣等違禁物品，在此種情形下，不能僅因公安人員尚不知道是否有案件(盜竊、搶劫等)發生而認定被盤查人是“形跡可疑人”，而不是“犯罪嫌疑人”。

基于上述思路，我們認為，對行為人因被傳喚到案而交代罪行的行為是否構成“自動投案”，要審查司法機關對行為人的懷疑是否屬于“司法機關已經掌握足以合理懷疑行為人實施某種犯罪的證據或者線索，從而在行為人與具體案件之間建立起直接、明確的聯系”的情形。當然，對“形跡可疑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認定并非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司法實踐中還可能存在模棱兩可的情形。如司法機關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證據，雖然尚不足以認定行為人系待偵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但這些線索、證據已經超出了通常認定“形跡可疑”所要求的線索、證據，即司法機關認定行為人系“犯罪嫌疑人”的內心確信比認定其系“形跡可疑人”更強。我們認為，在這種難以確切判斷行為人是“形跡可疑人”還是“犯罪嫌疑人”的情況下，應當本著有利于被告人原則的現代刑法理念和鼓勵犯罪人自首的刑事政策精神，認定行為人屬于“形跡可疑人”。

本案中，根據在案證據及被告人張*元的具體歸案情況，應當認定其是“僅因形跡可疑”被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罪行，屬于自動投案，構成自首。理由是：第一，被害人朱*芬的親屬報案時并不知道朱*芬是否被害，公安機關傳喚張*元時也不知道朱*芬已經被害，更沒有掌握張*元殺害朱*芬的任何證據，僅是因為二人之間存在不正當男女關系、近期通話頻繁而對其產生了懷疑，并根據主觀經驗對其進行一般性排查詢問后，張*元即主動交代了罪行，并帶領公安機關找到了被害人尸體、作案工具(纏繞于被害人頸部的摩托車皮帶)等客觀性證據，進而確定本案系張*元所為。上述情況足以表明張*元具有投案的自愿性、主動性，因此，張*元在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相關證據的情況下，主動向公安機關交代殺害被害人的行為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第二，張*元在公安機關第一次詢問時雖然沒有供述殺人犯罪，但其如實供述了自身基本情況，并在當晚第二次詢問時如實供述了整個作案經過、藏尸地點等主要犯罪事實，且帶領公安人員找到了被害人的尸體。張*元是在公安機關掌握其犯罪證據之前即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且之后供述一直穩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二條第三款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時雖然沒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但在公安機關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實之前主動交代的，應認定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依法應當認定張*元具有自首情節。

綜上，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核認定被告人張*元構成自首，并根據其犯罪情節及認罪態度，依法對其不限制減刑的判決是正確的。(以上文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