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決及理由]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是金融企業信用社，其經營業務范圍已由商業銀行法和相關金融法規明確規定，法定代表人必須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行使職責。

從被告法定代表人和原告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借款合同的內容、借款方式、借款支付形式以及后來被告法定代表人個人還款方式和相關法律法規可以確定：該兩份借款合同是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李某超越代理權限訂立的，原告知道也應該知道被告原法定代表人的行為超越代理權限，故該借款合同無效。

依據該兩份無效合同的兩筆借款以原告開出的兩張轉賬支票的形式直接支付給他人，被告沒有收到和使用。雖然企業對其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活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并不意味著對其法定代表人的任何行為都一律承擔民事責任。

據此一審法院判決：駁回原告遼陽某公司的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后，遼陽某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遼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一審判決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答疑]

本案爭議焦點為李某的行為該如何界定，這關系到其行為的法律后果最后由誰承擔的問題。本案中李某的行為是表見代理還是無權代理行為?是法定代表人的越權行為還是個人行為?這對判斷法律后果到底歸屬于誰至關重要。

李某的行為不是代理行為，也不是法定代表人的行為，而是純粹的個人行為。本案中兩份借款合同，是被上訴人原法定代表人李某自己書寫的，被上訴人與上訴人之間并未直接發生實際借貸關系，被上訴人原法定代表人李某在借據上私自加蓋公章，將個人債務變更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提供的兩張轉賬支票存根上分別標注有“付李某”和“借給李某”字樣。從李某自述的借經過等資料看，借款也非為了單位利益，屬于其個人行為。兩筆款項也沒有到過信用社賬戶，被上訴人沒有收到和使用。

綜上，李某的借款行為不是為了實現法人宗旨進行經營活動的職務行為，該行為是李某自己的行為，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不能由被上訴人承擔。

[律師點評]

我們先來列一下這個案件中對是認定為單位行為還是個人行為的相關事實和證據：

傾向于認定單位行為的證據：借據上有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簽字;2007年信用社其它工作人員參與對賬并在對賬單上簽字。

傾向于認定個人行為的證據：“借據為李某個人書寫”、“借款沒有打到信用社賬戶”、“支票存根上標注給李某個人”、“李某自述借款非為單位利益”等

從以往其它案件來看，單位加蓋公章行為，通常足以認定是單位行為，讓單位擔責。而從傾向于認定個人行為的證據來看，楊律師認為其中任何一個理由都不足以得出“出借人知道或應該知道借款為個人行為”的結論。

任何借據具體書寫的都是個人而不可能是單位，是否單位意志形式上就體現在是否加蓋公章上;借款不是直接打給借款人，而是按借款人要求打給指向的第三人的情況也很常見;支票存根上的標注“李某”的名字，既可以表示借款人也可以表示是經手人;至于李某的自述，從可信度的角度講，更是可信可不信。實用法律知識

但是，一個理由不夠，如果幾種不夠充分的理由結合在一起，也許能起到的證明作用就不同了。

而且，本案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即信用社的金融企業身份!

農村信用合作社是銀行類金融機構，不同于普通的公司或其它單位，其業務主要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基于這種業務的特殊性，信用社通常是不會對外借款的。這一點，作為出借人應該是明知的。

我認為這是兩審法院作出這樣判決的一個重要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款項沒有打到信用社、款項用途與信用社利益無關等因素，才讓法院把這個借款行為認定為李某的個人行為，且判定信用社不擔責。

但就本案來講，有些問題值得思考：

在這類案件中，對于出借人的認知判斷能力應以什么標準來衡量?農村信用社的法定代表人超越職權所為，出借人是否絕對有義務知道并因此拒絕?

如果出借人不是公司而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基于對李某信用社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信用社公章的信任以現金形式出借款項，信用社還能否免責?

在本案中法院認定借款系李某個人行為，但他作為法定代表人，又在借據上加蓋公章也是事實，在不能證實出借人與李某惡意串通的情況下，信用社是否應承擔部分過錯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