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立法中設置行政處罰必須首先遵循法定原則，這是由我國憲法規定的法治國家原則所決定的。法治國家原則包括了法制統一性原則、依法行政原則和保護公民基本權利原則。根據我國的國情，地方立法中有一定的行政處罰設置權，但是，地方立法必須在法制統一的前提下進行。如果地方立法中設置行政處罰時，一味強調地方特點而各自為政，法出多門，無疑將破壞法制的統一性，也就從根本上破壞法治國家的原則。此外，由于行政處罰具有干預性行政行為的性質，所以各行政處罰設置主體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設置行政處罰，不得超越法律規范規定的行政處罰設置權限的上限，更不能濫用行政處罰設置權，超越法律規范規定的行政處罰的種類、處罰名稱、數額幅度的上限。否則會過度地限制公民的合法權利。

我國1982年《憲法》及其《組織法》規定了地方人大和省會所在市及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以上的市政府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但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沒有制定有關地方立法中行政處罰設置權的規定。因此，在一段時期內造成了處罰泛濫的混亂局面。直到《行政處罰法》頒布實施以后，授予地方一定的行政處罰設置權后，才糾正了這種局面。

《行政處罰法》第11條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以外的行政處罰，但必須在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行政處罰法》第13條第1款又明文規定地方人大和較大市以上各級政府可以在其制定的規章中，在法律、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設置行政處罰。此外，考慮到我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各地的特點，《行政處罰法》第13條第2款又明文規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規的省會所在市和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以上的各級政府制定的規章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可以設定警告或者一定數量罰款的行政處罰，罰款的限額由地方人大常委會規定。這樣，《行政處罰法》界定了地方行政處罰設置主體的權限，規定了各行政處罰設置主體之間的關系。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法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地方立法在地方性法律規范中自主設置行政處罰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那么，在目前法律、法規正在逐步完善的條件下，地方立法就不能在地方法律規范中自主設置行政處罰，而必須嚴格遵循法定原則。即在地方性法律規范中設置行政處罰必須依照《行政處罰法》第11條和第13條第1款規定，在創制性地方性法律規范中則必須依照《行政處罰法》第11條第1款和第13條第2款規定。

因此，根據法定原則，在地方立法時首先要明確地方所要制定的地方性法律規范是執行性的，還是創制性的。然后嚴格根據《行政處罰法》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進行地方立法。本課題所討論的問題，實際上主要是創制性地方法律規范中行政處罰設置原則的問題。從行政處罰的宏觀結構來看，根據《行政處罰法》，創制性地方立法中行政處罰設置的范圍只規定了下限，而沒有上限(法律、行政法規尚未制定規定的范圍)。其上限似乎是開放性的,其實,創制性地方立法中設置行政處罰的范圍要受到排除和防范危害原則、地方特點原則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