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

你好，請問刑事責任年齡討論？

昆明律師解答：

論文摘要

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齡越來越低。為了打擊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將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作為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條途徑，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一種短期行為，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擴大打擊范圍，將會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視線，受到刑法的調整。因此，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齡來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則是擴大了刑法特殊預防的功能，這不僅對整個社會不利，而且對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長也極為不利，可以說，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做法只是一種消極的行為，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

關鍵詞：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犯罪年齡認定責任范圍存在問題及建議

一、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否應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據報道：“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齡越來越低。以江蘇為例，10至13歲年齡段的低齡犯罪占到70%.”由于他們都不到刑事責任年齡，往往對法律肆無忌憚。為了打擊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應當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確定什么年齡開始負刑事責任，是刑事立法中的重要問題之一，因為刑事犯罪責任年齡是追究刑事責任的主體要件之一。從我國的刑法規定來看，將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為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二是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刑法規定的八類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為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三是不滿十四周歲的人不管實施何種危害社會的行為，都不負刑事責任，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我國刑法之所以規定這樣的犯罪年齡段，其目的是為了有效地關心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對于他們發生危害行為時，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著重于教育、改造、挽救，即使對極度少數非處罰不可的進行處罰，其目的還是為了教育。因此說，我國目前規定的犯罪年齡不僅是科學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刑事犯罪年齡低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且犯罪手段殘忍，后果嚴重，趨向成人化犯罪。對于低齡化犯罪應當引起整個社會的普遍關注和重視。如何解決犯罪低齡化問題，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造成犯罪低齡化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處于一種不成熟不穩定的朦朧狀態，免疫能力相對較差，不僅缺少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而且也極易受到社會不良風氣和一些違法行為的引誘和侵蝕，他們在好奇心和尋找刺激的心理驅使下，容易上當受騙;其次，社會關愛和家庭教育也是一個來容忽視的方面，對于未成年人出現犯罪，就社會而言，更多地是出現歧視，就家庭而言，既有過于溺愛的原因，也有缺少家庭溫暖的結果。

如果將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作為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條途徑，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一種短期行為，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擴大打擊范圍，將會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視線，受到刑法的調整。因此，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齡來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則是擴大了刑法特殊預防的功能，這不僅對整個社會不利，而且對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長也極為不利，可以說，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做法只是一種消極的行為，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

二、刑事責任年齡的認定

刑事審判中，通常情況下認定被告人的年齡與案件處理沒有多大關系，如成年被告人，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年齡的準確認定則顯得尤為重要，這關系到對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責任，是否從輕或減輕處罰，甚至是否適用死刑等。筆者結合審判實踐，對認定被告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證據形式作一探討。

(一)書證

書證包括戶籍證明、出生證、防疫保健卡、學籍卡等，這些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年齡的依據。但實踐中有時不能準確反映被告人的真實年齡，有些地區，特別是農村，由于戶籍管理不到位，醫院發放的出生證明不規范，有些父母為了孩子參軍、入學的方便，將孩子的年齡作相應地更改。刑法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應該按公歷計算的，但在農村，有的父母為孩子申報戶口時未按規定報公歷的出生日期，而是申報農歷的出生日期，這就帶來了年齡認定上的差異。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一般來說，一個人的防疫保健卡上記載的年齡是比較客觀真實的，因為一個人一旦出生，便建立起防保檔案，在什么階段什么時間進行防疫保健卡上會有如實的記載。如2002年12月份法院審理的一起盜竊案件中，被告人的戶籍管理卡出生日期是1984年10月，起訴認定的也是這個出生日期，庭審時，被告人自稱是1984年農歷10月生，查閱萬年歷，發現1984年農歷閏十月，如果被告人是后十月出生，則審理時未滿十八周歲。按照法律規定，審理時未滿十八周歲的，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及其聘請的或指定的辯護人參加訴訟，后經休庭補充查證，根據相關證人的證言及被告人防保卡上記載的出生日期，認定被告人系1984年農歷閏十月后一個月出生，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了充分保護。因此，在依據書證認定被告人年齡時，亦不能一概而論，如有異議，需結合其他證據予以認定。

(二)被告人供述及證人證言

在一些書證無法取得或書證存在瑕疵時，對被告人可以依靠被告人供述及證人證言認定。如在農村一些地方，由于計劃生育管理滯后，超計劃生育，孩子的戶口得不到落實，屬于“黑戶”。還有些地方人口流動頻繁，特別是搞船只運輸的，常年在船上，戶口未及時申報，或他人代為申報，這樣，可能造成年齡認定的差異。因此，書證無法認定時，可以通過證人證言來認定。哪些證人的證言比較客觀真實，一般說來，接生人員、與被告人同月出生的鄰居的父母、被告人的父母及親戚的證言比較可靠，如果與其他證據不相矛盾或有其他證據印證，可以采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證人證言均能證實被告人的年齡，應分析定之。如一起尋釁滋事案件，被告人自報一個出生日期，戶籍證明上又是一個出生日期，辯護人提交的證人證言又是一個出生日期。經調查，被告人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其父母稱申報戶口時為了入學方便將其出生日期作了更改，相關證人也證實被告人未滿十八周歲。由于本案疑點較多，法官沒有輕意采信證人證言，而是通過調查與被告人同是鄰居又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孩子的父母，發現與證人證言證實不符，后又調取了被告人的防保卡，證實被告人犯罪時實際年齡已滿十八周歲。所以在運用證人證言及被告人供述時要綜合考慮，從而作出正確的評判。

(三)鑒定結論

隨著現代先進科學技術的進步，根據一個人生長發育的特定規律，對一個人的年齡作出準確認定成為可能。常見的鑒定有骨齡的鑒定、牙齒的鑒定等。鑒定結論能否確定刑事責任年齡，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骨齡鑒定”能否作為確定刑事責任年齡證據使用的批復》作了如下規定，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年齡不明的，可以委托進行骨齡鑒定或其他科學鑒定，經審查，鑒定結論能夠準確確定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年齡，可以作為判斷犯罪嫌疑人年齡的證據使用，如果鑒定結論不能準確確定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年齡，而且鑒定結論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齡在刑法規定的應負刑事責任年齡上下的，應當慎重處理。

(四)對被告人年齡確實無法查清的，應當視不同情況予以處理

1、不涉及是否追究其刑事責任的，應當認定其沒有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2、涉及是否已滿十八周歲的，應當認定其未滿十八周歲，3、雖未查清被告人準確出生日期或實施被指控犯罪日期，但有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犯罪時已滿十四周歲，已滿十六周歲或者已滿十八周歲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三、相對刑事責任年齡人的刑事責任范圍

(一)新刑法規定中的問題

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負刑事責任。”也即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人只對自己實施的這八種嚴重犯罪承擔刑事責任，在司法實踐中必須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不得突破這一界限。

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八種犯罪是指具體的犯罪行為還是指具體的罪名，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關于已滿十四歲不滿十六歲的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問題的答復意見》稱，“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八種犯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而不是具體罪名。”筆者認為這一解釋不妥。理由如下：

第一，從對法律條文的理解來看，“犯故意殺人……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其語義非常明確，是指構成了某種犯罪，觸犯了一個具體的罪名，而不是指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對此不能隨意作擴充解釋，否則就背離了立法原意。

第二，這一解釋本身與刑法理論相悖。從犯罪構成理論來看，犯罪行為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形態。而“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犯罪行為按照刑法理論應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犯罪形態，是否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人對自己實施失火、過失爆炸、過失投放危險物質的犯罪行為也應負刑事責任?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學界普遍認為，這八種犯罪均為故意。因此將“八種犯罪”理解為犯罪行為不能排除其中的過失犯罪行為。司法實踐中與此有關的一個問題是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人綁架他人又殺害被綁架人的如何定罪，對此有關的司法解釋認為應定綁架罪，筆者認為不妥，因為它直接違反了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立法精神，而直接定故意殺人罪也缺乏法律依據。因為這種行為系綁架罪的加重情節，不能定故意殺人罪。但是此種行為性質又極其嚴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怎么辦?筆者認為，對此應通過立法解釋或直接修改立法加以解決

(二)解決途徑

考慮1979年刑法在相對刑事責任年齡規定上存在的一系列問題，1997年刑法修改時，將年齡直接規定為周歲，明確了殺人罪與傷害罪的主觀罪過，刪除了“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罪”的規定，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有利于準確有效地打擊嚴重的青少年犯罪，同時也避免了司法適用上理解的分歧。這一規定本身體現了立法者在這一問題上的價值取向。因此，分析研究這一規定的修改，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和適用這一規定，還將對今后的補充或修改立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四、關于我國新刑法相關規定存在的問題及可行性的建議

(一)該款規定的罪名與相關罪名的包容問題

新刑法第3條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這表明司法實踐中，定罪處刑必須嚴格依據刑法的明文規定，不允許任意擴大與縮小解釋。研究《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犯罪是否包括一些相關罪名，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這不僅有助于司法實踐中對該款的正確理解與適用，還將對刑事立法的修改與完善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1)強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

新《刑法》第236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奸淫不滿十六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確定罪名的司法解釋，奸淫幼女罪被確定為獨立的罪名。但理論上多數學者又認為刑法關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中，強奸罪應包括奸淫幼女罪，并在有關著作中論及奸淫幼女罪的特征時，認為其主體包括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5.理由是，奸淫幼女罪的社會危害性比強奸罪更大，同時，《刑法》中“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的規定表明，奸淫幼女罪應適用強奸罪的有關規定。事實上，如果奸淫幼女罪作為獨立罪名的話，將其包容在強奸罪的規定中，是很牽強的。因為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關鍵不在于其社會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是否為《刑法》所明文規定。行為如果沒有《刑法》的明文規定，無論有多大的社會危害性，都不能認為是犯罪。這里的關鍵是，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否是將奸淫幼女罪作為獨立罪名加以考慮的。

筆者認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將奸淫幼女作為強奸罪的一個特殊情節加以規定。在我國刑事立法中，“以…論”、“以…論處”是包括定罪量刑兩方面的內容的6.如《刑法》第382條第2款規定，“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國有財務的，以貪污論”。同時又在第3款規定“與前兩款列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貪污論。”很明顯，“以貪污論”即以貪污罪定罪處罰。立法者既然把奸淫幼女行為規定為強奸罪的一種特殊情形，也就沒必要將其作為獨立罪名另外加以規定。刑法將奸淫幼女行為另外規定，是為了突出對幼女的特殊保護和對這種嚴重強奸犯罪行為的處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17日作出的《關于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認為：“對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與幼女發生性關系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7條、第236條第2款的規定，以強奸罪定罪處罰。”這與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關于確定罪名的司法解釋分別確定為兩種罪的做法是矛盾的，這也正說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這一問題上的矛盾認識。其解決辦法應當由最高立法機關或者最高司法機關重新作出法律解釋來解決。

(2)搶劫罪與搶劫彈藥、爆炸物罪

《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搶劫罪是否應包括刑法第177條第2款規定的搶劫彈藥、爆炸物罪?對于這一問題，學術界觀點不一。何*松教授認為，《刑法》第177條第2款規定的搶劫罪，其性質比第236條規定的搶劫罪更為嚴重，其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更為明顯，因而更易為青少年所認識。因此，應把這兩種罪都規定在內7.而有的學者認為搶劫罪與搶劫彈藥、爆炸物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罪名，從立法者的本意看，《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中并不包括搶劫彈藥、爆炸物罪8.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不能成立，是因為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搶劫彈藥、爆炸物罪是否包括在搶劫罪中，不在于其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關的犯罪構成。由于搶劫罪的客體是公民的人身安全與公私財物的所有權，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而搶劫彈藥、爆炸物罪的客體是公共安全，其可能產生的危害比一般的搶劫公私財物的犯罪嚴重的多。因此，《刑法》第17條第2款未列舉這一罪名，是立法的疏漏。

(3)販賣毒品罪與走私、運輸、制造毒品罪

《刑法》第347條規定的走私、運輸、制造毒品罪為選擇性罪名，這四種行為均可獨立成罪。從其法定刑可以看出，這幾種犯罪行為的法定刑完全相同，社會危害性并無多大差異。在刑法修訂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禁毒的決定》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刑法》第17條第2款“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的界定就包括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對這四種罪名是同樣對待的。而在刑法修訂后，僅將這四種選擇罪名之一的販賣毒品罪在《刑法》第17條第2款中加以規定，而對另外三種性質類似、危害相當的罪名未加以規定。應當說也是立法存在的疏漏，應對其加以補充規定。

另外，對于《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販賣毒品罪，依據《刑法》第347條的規定，對于運輸少量毒品的，“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處罰金。”而且還規定：“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因此，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運輸少量毒品的行為，也認為是犯罪，應負刑事責任。與這一規定相比，在刑法分則中，危害更大、更易于認識、應給予更重處罰的犯罪是相當多的。而刑法對危害較小的販賣少量的毒品的行為加以處罰，而對別的危害更為嚴重的危害行為不予處罰，應作何解釋呢?筆者認為，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這類行為，應當加以數量較大的限制，以免打擊面過寬，有悖刑法謙抑、人道的價值追求。

(二)非該款法定罪名的犯罪的加重情節包含上述法定犯罪行為的處理

(1)強奸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

《刑法》第240條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加重情節中包括有強奸的行為。由于拐賣婦女兒童罪規定的處罰本身就比較重，其法定最低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為死刑，從起點刑看還要重于強奸罪。所以，立法者認為，沒必要將強奸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數罪并罰，而應作為它的加重情節。但是由于《刑法》第17條第2款未列舉這一罪名，這就出現了問題：如果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參與了拐賣婦女兒童罪，并對婦女實施了強奸行為，應當如何處理呢?如果不處罰的話，就出現了同樣主體實施強奸行為應受處罰，而實施更嚴重的拐賣婦女兒童行為并實施強奸行為的卻不處罰的矛盾現象;如果按強奸罪處罰的話，同樣會出現矛盾，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與已滿16周歲的人，如果均實施上述行為，前者應定強奸罪，后者卻定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罪名。雖然這一年齡段的未成年人獨立實施上述犯罪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們參與到這類犯罪的可能性是不可排除的。因此，筆者認為，對拐賣婦女兒童罪，應當在《刑法》第17條第2款加以補充規定。

(2)故意殺人罪與綁架罪

《刑法》第239條規定的綁架罪，其法定最低刑為五年有期徒刑，重于故意殺人罪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最低刑，此罪本身就是具有較大危害性的危害行為，實踐中也存在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這種行為的案例9，而《刑法》第17條第2款未對之加以規定，這本身就是立法疏忽10.同時這一罪名的加重情節“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包含有故意殺人的行為。如果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實施綁架并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按綁架罪處理，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則;不處罰的話，又有悖于罪刑相適應原則;按故意殺人罪處理，同樣會出現不同年齡的人實施同種行為定不同罪名的矛盾現象。因此，有必要對這一罪名加以補充規定。

(三)解決途徑

綜上所述，對于新《刑法》第17條第2款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我們應當在立法精神的指導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決。總的來說有以下幾種方法：

1.理論的更新。即對于想象競合犯，應當用新的、更合理的理論去認識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對于以殺人的故意實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行為，可以直接按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2.法律解釋。對于強奸罪問題應當做出更合理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釋，避免司法實踐中產生的適用困難問題。

3.補充立法。對于危害嚴重、應當為《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但沒有加以規定的罪名。應當通過補充立法將其加以規定。

筆者認為，《刑法》第17條第2款應修改為：“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拐賣婦女、兒童、搶劫、搶劫彈藥、爆炸物、綁架、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數量較大的、放火、爆炸、投毒犯罪行為，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樣規定，一方面可以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少量毒品的行為從該年齡段的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里分離出來，以體現刑法主要對其教育挽救，而僅對他們實施的極其嚴重的危害行為才要求其承擔刑事責任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對于一些危害較大，應當給與刑罰處罰而刑法還沒有規定的，也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從而使法網更加嚴密，有利于實現社會公正，維護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