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8日,連殺11人的邱*華被二審判處死刑立即執行。12月9日,五位法學家發出“吁請法庭對邱*華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網絡公開信,社會關注達到最高潮。在死刑宣判之后,人們仍然在追問“邱*華是否患有精神疾病”、“邱*華是否應當被判處死刑”。
此種“刀下留人”的全社會關注已經不只是邱*華案一例了。曾經轟動全國的佘*林案、聶*斌案以及劉-涌案,都從社會各界傳達出“慎重對待死刑”、珍視生之權利的強烈呼聲。
社會呼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的進程。2006年10月31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從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2007年1月1日,距離死刑核準權的下放26年。
邱*華案進入二審程序后,人們一度寄希望于該案死刑復核的時間能推遲到2007年,死刑復核的權力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后行使。邱*華最終沒能等到2007年新年到來,于2006年12月28日被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立即執行并于當日被槍決。
對死刑復核權更顯“急切”的是法學研究者。在他們看來,“收回死刑核準權”是一刻都不能再拖延的。2006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明確了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死刑案件復核權的目標、原則、要求以及時間安排,明確了黨和國家在死刑復核權問題上的刑事政策。旋即,逾百位知名專家、學者、律師聯合發出一份《關于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立即收回死刑復核權的公開信》,吁請“立即”收回死刑復核權,稱此收回“刻不容緩”。(本報9月7日曾有專門報道:《收回死刑復核權刻不容緩》)
隨著死刑核準權的收放歷程,社會輿論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一邊是民眾對死刑犯“殺人償命”、“殺掉拉倒”的樸素正義觀;一邊是民眾“慎重對待死刑”、“認真對待生之權利”這樣更加寬容和開放的聲音。而且,這樣的聲音里有著“為何要殺”(而非“為何不殺”)的反復追問,一直延續到死刑宣判之后,充滿理性期待。
在邱*華案件中,社會輿論與生之權利之間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博弈”。民意與法律的互相影響乃至干擾進入一個帶了幾分曖昧的境地。這讓人們想起劉-涌案。當地人幾乎一致認定劉-涌為“黑社會”,必欲殺之而后快。一些法學專家則逆勢而上,意圖尋求此案更加平衡和理性之處。法學專家的呼吁幾乎要處于“民意”的對立面,有人甚至指責法學專家對民意的“背叛”、對判決的非法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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