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05年11月17日14時許，陳某駕車回家路經“紅衛橋”路段時，遇其父與李某（男，78歲）在公路旁為填土方補償青苗費問題發生爭吵，遂下車與李某爭執。爭吵中陳某用手由下往上、由里往外的方向一甩，將正站在土坡邊緣的李某摔倒，李某滾至半坡處爬起后至坡下拿起一把鋤頭，從小路繞至公路上欲砸陳某被人攔住，雙方繼續爭執。在爭執中，李某突然栽倒在地，陳某見狀叫人將李某送往醫院，經搶救無效李某于當日下午死亡。經法醫鑒定，李某由于情緒激動、輕微外力作用等因素誘發冠心病驟發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分歧意見]:在審理中，對該案的定性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陳某面對高齡的李某，應當預見自己對李某的一甩手之行為，可能導致李某摔倒而產生損害李某身體的后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預見，加上介入其他因素，致使李某誘發冠心病驟發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其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冠心病驟發死亡屬于刑法上的意外事件，陳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陳某作為一個普通人，沒有義務也不可能預見李某生前患有陳舊性室壁瘤、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心臟疾病，也不能預見由于自己一甩手的輕微外力會誘發李某冠心病驟發死亡的后果，主觀上沒有過失；陳某甩倒李某的行為與李某冠心病驟發死亡的結果有一定的聯系，但陳某甩手行為對李某死亡結果的發生不是起直接的決定性作用，因此，其行為與李某死亡的后果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意外致死事件，是指行為人的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他人死亡結果，但這種死亡結果的造成并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其本質上是缺乏預見而又不能預見。意外事件與疏忽大意的過失致人死亡罪具有極大相似性，但在刑事責任的承擔上卻是有罪無罪之分。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主觀內容上。意外事件的行為人主觀內容是既不明知，也不具有應知的義務。而疏忽大意的主觀內容，則是“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他人死亡的結果，但是因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換言之，疏忽大意過失的認識要求就是“有能力、有義務預見而未預見”，意外事件的認識方面是“無能力也無義務預見”。由此可見，區別兩者的關鍵在以下兩點：一是有無能力預見，指行為主體是否具有認識發生危害結果的能力；二是有無預見的義務，指行為人有義務認識并避免危害社會的結果。對于行為人是否具有對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結果的預見能力的判斷，目前，我國刑法理論界大多數學者均認為，確定行為人認識能力的標準，只能是綜合行為人的主觀能力和行為時的具體條件分析判斷，即以行為人行為時的實際認識能力為標準，也就是說不應再以行為人平時的認識能力來進行評判。具體的說，就是不僅要分析行為人本身的生理狀況、身體狀況、實踐經驗、業務技術水平、智力水平、專業知識、生活習慣等；而且要分析行為時的客觀條件，如行為的時間、地點、環境、行為手段、行為對象等。“能夠預見”只是疏忽大意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成立的條件，還不是關鍵所在，它還要具備行為人是否“應當預見”，即有無預見的義務。如果行為人不應當預見，那么他沒有預見行為造成了危害社會的結果，就不能屬于過失犯罪。行為人的預見義務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產生：（1）由法律（包括法令、法規、制度、命令、合同等形式）規定的明示的預見義務；（2）常識和習慣要求的應預見的義務；（3）基于先行行為所產生的義務。具體到本案而言，陳某對李某的死亡結果，在主觀方面既沒有過于自信的過失，也不存在疏忽大意的過失，因為從其認識能力而言，根本不知道李某患有嚴重的疾病，輕微外力作用就可以致其死亡,無法建立輕微外力作用可以致人死亡的因果認識;從其注意的義務而言，陳某的注意義務只能基于常識和習慣，對其甩倒李某的行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結果,關注的只是是否會造成李某摔傷的一般損害結果,而苛求行為人具有對自己行為負有注意可能發生死亡的義務,顯然是無限擴大了注意義務的范圍,因而也就談不上“疏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