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就提出起訴的主體不同而言分為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在我國，公訴案件的起訴主體只能是人民檢察院，其他任何機關和個人都無權提起公訴。自訴案件中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是純自訴、絕對自訴，完全排斥公訴。告訴才處理是指被害人親告才處理。刑法第98條規定，如果被害人因受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人民檢察院和被害人的近親屬也可以告訴。這種情況下，人民檢察院的告訴的訴訟性質如何?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民檢察院是國家公訴機關，其提起的訴訟只能是公訴，因被害人無法告訴而由人民檢察院告訴的，其訴訟性質已由自訴轉變為公訴。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告訴才處理犯罪中的被害人的告訴權是一種對世權，任何機關和個人都不得越權行使這一權利，司法機關也不能自行決定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是否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完全由被害人自行決定。只有在被害人因受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情況下，人民檢察院才取得告訴權。

這時人民檢察院是代表被害人的意志和利益提出告訴，其訴訟地位相當于被害人的代理人，只是這種代理是屬于一種特殊形式的代理，其訴訟性質仍屬自訴的范圍，訴訟程序應依照法律對自訴案件的規定進行。之所以如此，具體理由還有：

第一，法律只規定了在特定的條件下公訴案件可以轉變為自訴案件，而沒有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可以轉變為公訴案件，那種認為人民檢察院告訴的訴訟性質已從自訴轉變為公訴的觀點沒有法律依據。

第二，從刑法第98條將人民檢察院和被害人的近親屬并列規定為可以代為告訴的主體的規定看，說明兩者的訴訟地位相同，近親屬告訴的屬自訴案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與近親屬訴訟地位相同的人民檢察院的告訴，訴訟性質卻由自訴變成了公訴，這無論是從法理上，還是從邏輯上都是說不通的。如果這兩種不同主體的告訴確屬不同的訴訟程序，那么法律完全可以規定為“如果被害人……無法告訴的，人民檢察院也可以提起公訴”，但法律沒有這樣規定。誠然，第98條所在之法是實體法不是程序法，但程序法也沒有人民檢察院可以將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提起公訴的規定。

第三，公訴是一種公權力，它雖然也代表了提起公訴案件中被害人的權益，但更多的是站在維護社會公共法益角度提請對犯罪人追究刑事責任，這純粹是一種職權行為，不以他人的意志為轉移，即使被害人也不能阻止公訴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告訴是一種私權利，是公民維護個人權利的一種訴權，其權利行使與否完全由被害人自行決定，人民檢察院代為告訴，必須符合法定條件，同時不得違背被害人已經明示或者可以推斷出的意思表示。所以這種情況下人民檢察院的告訴直接維護的主要是被害人本人私權益，權益屬性也應當認為屬于自訴范圍。

第四，將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作為公訴案件提起訴訟，必將剝奪被害人在判決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可以對一審判決的刑事和民事部分均可以提出上訴等法定權利，是對被害人訴訟權利的嚴重侵犯。

然而，司法實踐中對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是否可以作為公訴案件處理存在認識上的不一和作法上的差別，有的認為只要是為了保護被害人的利益，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追究，即使被害人不告訴，司法機關也可以作為公訴案件起訴、審判。實踐中確有這樣的案例。有論者對這種認識和作法提出了批評，指出這種情形違背了“有法必依”的社會主義法制原則，剝奪了自訴人的訴訟權利，這是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觀念的表現。但該論者沒有就這種情形的程序處置提出意見。筆者就告訴才處理案件非正常程序的處置提出自己的如下拙見。

(一)偵查、審查起訴環節的處置

1、被害人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向公安機關報案和求助，公安機關積極受理，進行必要的偵查，幫助被害人減輕和挽回損失是應當的，也是職責所在。經查明行為人所犯之罪不屬于公訴罪而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的時候，公安機關應當即行停止刑事追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作出撤銷案件的決定，并依照法律有關管轄的規定，告知被害人有權決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自偵案件遇到同類情況也應當按照這一原則處理。

2、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如果公安機關是直接以告訴罪移送起訴的，或者移送起訴是公訴罪，但經審查認為是告訴罪的，應當以管轄錯誤，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42條之規定，作出不起訴決定。如果這種情況人民檢察院是在審查批準逮捕中遇到，則應以同樣的理由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