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交通部管理干部學院政法教學部主任張xx教授和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學教授鄔xx。

“交通肇事后報警不能認定自首”有違我國刑法

作為長期從事交通法學研究多年的專家，張*庭教授曾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起草人之一。張*授首先質疑了浙江省高院出臺這一規定的權力，因為按照我國法律，省高院是沒有法律解釋權的，因此浙江省高院也就無權出臺這種規定在全省交通肇事案中執行。“即使是內部指導意見，也不應當向社會發布，從而對公眾產生誤導。”張*庭教授認為浙江省高院出臺的這項規定不具法律效力。對此，鄔*安教授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浙江省高院的上述意見屬于適用于本地區的內部司法規范，不能與刑法和司法解釋規定相背離。”

張*庭教授與鄔*安教授還一致認為，是否認定為“自首”，應當以刑法為準，堅持刑法標準。我國刑法第67條規定了自首的兩個法定條件：“自動投案”與“如實供述罪行”，最高院司法解釋對自動投案的具體情況也作了較明確解釋，在交通肇事后報案并在現場等候處理，或肇事后主動投案，并能如實供述自己肇事罪行的，均符合自首的兩個法定條件，應依法認定為自首，不存在“交通肇事后報警與不報警”這一額外的構成要件。“浙江省高院限制關于自首的認定，與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相背離的。”

公布的認定自首情節是否為重復評價

《意見》中關于將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認定為自首，是否為重復評價的問題，也有網民爭論不休。鄔*安教授對此的回答是：“不是”。他進而解釋，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義務并不是自首的例外規定，履行報警義務并不能排斥自首規定的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條規定了發生交通事故后車輛駕駛人有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但并沒有規定履行或不履行上述四項義務的法律后果;況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條規定的義務中并無“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義務，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與主動去司法機關投案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將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認定為自首，不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

鄔*安教授同時認為，該《意見》只規定了“不應將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重復評價為自動投案，從而認定被告人自首”與“交通肇事逃逸后向有關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可以認定自首”這兩種情況，而忽略了其他情形，如肇事者肇事后不履行保護現場、搶救受傷人員并報警的義務而離開現場去投案，或肇事后履行報警義務但并不在現場等候而去投案。“如果這些情況因符合自首的條件而應認定為自首，那豈不更應當把"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認定為自首”

專家建議應鼓勵自首從寬

針對媒體報道說浙江省高院有“此前許多案件是因為交通肇事報警被認定為自首，從而判處緩刑，死了人也無須坐牢”的擔憂，張*庭教授指出，這種擔憂大可不必。“首先，自首總比不自首的社會危害性要小;其次，在交通肇事罪的量刑中，自首只是從輕或減輕處罰的一個考量情節，同時還需要考慮其它的情節，比如，事故賠付的到位與否等等，并且從輕或減輕處罰也是在相應的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并不等于沒有處罰。”鄔*安教授則從刑事政策的角度進行解釋：“將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肇事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不認定為自動投案，不利于鼓勵犯罪人自首，有違自首從寬的政策與法律精神。”

鄔*安教授最后指出，刑法所規定的自首從寬處理，是“可以”而不是“應當”從輕處罰，交通肇事后符合自首規定的，是否從輕處罰，應視案件具體情況而定。浙江高院的規范意見如果不是從否定自首成立的角度，而是從肇事后的自首何種情形應當從輕或不從輕的角度做出具體規范，就更為適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