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法理問題：一是法律上應當如何判定見義勇為的成立與否；二是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見義勇為以及其行為與不法侵害人的重大傷亡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三是見義勇為不承擔刑事責任應當具有什么樣的合理限度。一、見義勇為的判斷標準及其法律性質目前，主流觀點一致認為，所謂見義勇為，是指行為人在緊急危險情形之下，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為使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和財產免受正在發生的損害而實施的危難救助行為。見義勇為的正當化依據是法律賦予公民在特殊緊迫情況下的自我保護權。一些地方還以立法形式設定見義勇為獎項，規定見義勇為人不僅有權利對被害人進行救助，而且可以因此獲得獎勵。見義勇為的成立應當具有以下幾個構成要件：第一，行為人主觀上有使國家、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和財產免受正在進行的損害的目的，具有社會正義性。第二，行為人在客觀上實施了危難救助行為，避免國家、集體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免受損害。第三，行為人實施危難救助、保護行為，是出于道義上的正義感，并不是基于法律、契約等規定或約定的義務。第四，見義勇為是在危急情況下做出，具有相當的危險性。見義勇為與刑法上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既有重合也有區別。刑法上的正當防衛，是指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利益遭受現實的不法侵害而實施的防衛措施。正當防衛是法律賦予公民的一種對正當權益的保護權。緊急避險是指為使社會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權益免遭現實的和緊迫的侵害之危險，不得已而采取的致人損害的行為。可見，某些正當防衛行為與緊急避險行為就是見義勇為行為，其區別主要在于：首先，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可以由自己實施，也可以由他人實施，由自己實施的不能被認定為見義勇為；其次，由他人實施的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行為，通常達到一定的強度，即利益重大、不顧安危、表現突出才能成立見義勇為。因此，凡是被認定為見義勇為的行為不是正當防衛就是緊急避險，但是被認定為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的行為不一定被認為是見義勇為。見義勇為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法理根據是刑法上的正當防衛制度和緊急避險制度。二、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見義勇為及其行為與不法侵害人的死傷之間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從本案的案情看：第一，被告人張*軍駕車追趕的主觀目的是為了使他人財產免受正在進行的損害；第二，被告人在客觀上實施為保護他人利益免受損害及時追趕搶奪人的行為的實際行動；第三，被告人聞訊有人搶奪后實施的追趕抓捕行為是出于道義上的正義感，是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并不是基于法律、職業而產生的義務。第四，被告人張*軍是在搶奪人搶奪成功并正在逃離現場的情況下進行追趕和抓捕，高速追趕對自身的安全也是一種危險。因此，被告人的行為符合“見義勇為”的基本條件，其性質應當屬于見義勇為。換言之，對本案被告人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理由是：首先，根據刑法第二十條的規定，被告人為了使他人的財產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追趕、抓捕行為，屬于正當防衛行為。根據刑法第二十條第二款的規定，本案的被告人張*軍構成犯罪必須是其正當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從本案的后果看，不法侵害人一死一傷，假定不法侵害人的傷亡是被告人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造成的，如果從防衛的利益僅僅是一條項鏈來看，那么防衛行為確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被告人張*軍應當對此承擔刑事責任。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是不是被告人張*軍的駕車追趕行為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傷亡呢？該案現有證據不能證明被告人張*軍實施了主動撞擊摩托車、致胡*輝和羅-軍傷亡后果的行為，即不能證明被告人張*軍實施了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該案死者胡*輝和自訴人羅-軍為擺脫現場群眾的追趕，駕駛摩托車以危險狀態高速行駛，是造成摩托車側翻的直接原因，這一危險狀態完全是死者胡*輝和自訴人羅-軍自我行為的結果。被告人張*軍為了阻止犯罪嫌疑人逃逸被動采取的高速追趕行為，與本案損害結果的發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此，本案中不法侵害人的傷亡不是被告人制止不法侵害行為所造成的，被告人張*軍不應對此承擔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