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刑法》對單位犯罪的懲治持積極態度。但近年來，刑法學術界及司法實踐界有單位犯罪向自然人犯罪回溯的傾向，該種理論基礎及制度選擇的優劣得失何在，需要我們作一番檢視。而且，在筆者看來，這種反思不能就刑法論刑法，而應當將這種單位犯罪主體否認放到更廣闊的背景中，借用民商法的法理研究進行觀照，才會更有啟迪與受益。

單位犯罪向自然人犯罪回歸的傾向

單位犯罪是1997年《刑法》的新規定，現行《刑法》對單位犯罪的著墨較多，不僅在總則中第30條、第31條作了規定，在分則中，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遍布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妨害社會管理秩序、貪污賄賂罪諸章，涉及近100個條文，單位可構成的犯罪達120個左右。然而在之后的司法解釋與司法實踐中，單位犯罪主體往往因失去法律規定單位所應具有的某些法定要素等諸多原因，而在刑法上否定其單位人格，呈現出單位犯罪向自然人犯罪回歸的傾向。

實踐中，經常存在單位犯罪自然人化的情形主要包括：虛設股東而成立的公司、虛報注冊資本虛假出資設立的公司、為違法犯罪目的而設立的公司、名位集體實為個人的公司，等等。

單位犯罪主體人格否認的法律淵源

當前，單位犯罪主體人格否認的法律依據尚為薄弱，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18日通過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該《解釋》確定了三種單位犯罪主體人格否認的情形：一是個人為進行違法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犯罪的；二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三是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犯罪的個人私分的。[1]

最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法適用問題解答匯編》（2003年7月8日）在對刑法上單位的認定時，對單位犯罪主體人格否認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主要有如下情形：

一是虛假注冊的單位。從單位的成立形式和組織結構看，經過有權機關或組織（如工商局、上級主管部門等）審批、登記注冊的社會經濟組織等，可以認定為單位。但是，有些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形式上雖然經過工商部門審批、登記注冊，如果確由證據證實其實際為特定一人出資、一人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主要利益歸屬于該特定個人的，應當根據查證屬實的情況，以刑法上的個人論。

二是為違法犯罪目的設立的單位。從單位的實際活動性質看，如果單位主要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或者成立單位的目的就是為了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應當否認其正當的單位人格，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以個人違法犯罪行為論處。

三是發包單位沒有資產投入的個人承包單位。其實際表現是發包單位僅僅提供營業執照，屆時按約收取固定的承包費。在該種情形下，因被承包企業的經營資本實際由承包者個人投入，且獨立自主經營，主要受益歸屬于承包者個人所有。對于該種個人承包企業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可以個人犯罪論處。

四是“名為集體，實為個人”的單位。一般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本應注冊登記為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個體工商戶，卻掛靠國有、集體企業或其他單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單位；另一種是原為國家或集體所有的企業或其他單位，經改制后，已為個人實際買斷經營，但仍然沿用原國有、集體單位的名稱，并向其上級主管單位繳納固定的管理費用的單位。因以上兩種單位均實際由個人投資，利益也主要歸屬于個人，對其實施的犯罪行為，應以個人犯罪論處。

單位犯罪人格否認的法理研究

單位犯罪人格否認，并非是刑法的獨創，而是建立在公司法人格否認的基礎上，在民商法的基礎上沿革發展而來。我國公司法律制度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建立，當它一經確立，就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特別是在1993年我國頒布現行公司法后，公司法人在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基本確立，由此標志著公司法人制度作為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模式已被肯定下來。其中，公司法人制度的經典-公司的獨立法人人格和股東的有限責任，在我國公司法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然而，同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相同，在我國，公司法人制度在發揮其推動投資增長和迅速積累資本的同時，也被股東用作逃避契約或法律之義務、謀取非法之利益的工具。諸如公司資本不實而空殼運轉，設立數個公司來轉移資金和逃避債務，利用公司玩弄合同等。而且此等現象絕非個別，相反，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借鑒西方國家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可解決上述實踐中的問題，實現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原本設計好的公平、正義目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