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法人犯罪法律責任概述法律責任有別于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是指由于法人實施違法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責任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以法律制裁為必然結果。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實施法律制裁，是國家專門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的執法機關)的

在研究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依據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有關刑事責任根據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主要有：1、犯罪構成根據說：即認為犯罪構成是確定刑事責任的唯一根據。這是一種傳統的觀點，對這種觀點持異議的學者認為，“犯罪構成是指法律所規定的抽象的犯罪行為的類型，它本身只是法律上的一種假設、一種可能，它只是對判斷一定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及如何成立犯罪提供了一個法律的標準”①，因而不能作為刑事責任的根據。2、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說：即認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是刑事責任的唯一根據，犯罪構成則是確定這種根據的標準。這種觀點認為，“當一定的危害行為與法律所規定的某種抽象的犯罪行為類型相符合，這個時候抽象的犯罪行為類型就由具體的犯罪行為事實所現實地表現出來，而這種具體的犯罪行為的事實與抽象的犯罪行為類型相符，正是法律假設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刑事責任的發生的前提。所以，刑事責任的根據并不是犯罪構成這一法定抽象的犯罪行為的類型本身，而是行為符合犯罪構成這一具體的法律事實。這一法律實施是現實的、具體的危害行為與可能、抽象的犯罪構成這兩個方面的結合”①。3、犯罪行為說：即認為犯罪行為是刑事責任的唯一根據，刑事責任的法律事實根據是違反刑事法律規范、符合犯罪構成的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②。4、犯罪構成事實說：即主張將“犯罪構成作為與法定犯罪構成概念相符合的客觀事實，即現實的犯罪構成(或犯罪構成事實)，是犯罪主體負刑事責任的根據”③。此外，還有將刑事責任的根據分為刑事責任的刑法理論根據、刑事責任的事實根據和刑事責任的法律根據④。應當承認，無論是犯罪構成說、行為符合犯罪事實說、犯罪行為說還是犯罪構成事實說，還是將刑事責任根據分為理論根據、事實根據和法律根據，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又存在不足之處。之所以會如此，只能說明刑事責任的根據是一個多層次、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問題，單純從那一個角度去解釋，都難以概括刑事責任根據的全部含義。由此可見，刑事責任的根據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一個與刑事責任的理論、犯罪構成的理論以及其他刑法理論密切相關的問題。事實上，主張犯罪構成說的，一般不會完全排除犯罪事實(行為)，因為犯罪構成是以犯罪行為符合犯罪構成的條件才能成立;而主張犯罪行為說的，一般也不會排除犯罪構成(標準)，因為犯罪行為如果沒有法律作為衡量標準，刑事責任也是難以認定的。所以筆者認為，上述種種觀點也許只是一個表達是否完整的問題，而要正確理解刑事責任的根據，必須從多層次、多角度、多方面去考慮。提犯罪構成是刑事責任的根據還是有道理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和解釋犯罪構成的含義?！耙驗榉缸飿嫵膳c犯罪行為是統一的、并行不悖的，我們講一個人實施了犯罪行為也就是指他的行為具備了刑法所規定的某種犯罪構成的要件，即犯罪構成是一定危害行為的犯罪構成，犯罪行為是符合具體犯罪構成的犯罪行為”

二、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實現

任何法人犯罪或犯罪的法人都應當受到國家的否定評價和譴責。國家對法人犯罪或犯罪的法人的否定評價和譴責，是通過國家司法機關追究法人的刑事責任體現出來的。而法人刑事責任的實現過程和法人刑事責任實現的方式，則是法人刑事責任的具體表現。

(一)法人刑事責任實現過程

從確定法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到法人刑事責任的真正實現表現為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具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法人刑事責任的產生階段;法人刑事責任的確立階段以及法人刑事責任的履行階段。1、法人刑事責任的產生是從法人實施犯罪行為時起到司法機關立案時為止。這在個階段，法人的刑事責任實際上已經客觀存在，只是司法機關由于種種原因(如法人犯罪未被司法機關發現)，尚未開始追究法人刑事責任的活動。當法人刑事責任處在這一階段時，其刑事責任的實現與否，將取決于司法機關是否能及時地發現法人犯罪，如果司法機關及時地發現了法人犯罪，即意味著某一法人犯罪將被立案，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的追究已經在法律上開始。反之，如果司法機關長期未能發現法人犯罪，追究法人的刑事責任的司法活動也就不會開始，那么法人刑事責任就有可能由于超過追訴時效而自行消滅。因此，正確認識和掌握法人犯罪情況，及時立案，是法人刑事責任產生的前提所在。2、當司法機關對法人犯罪立案偵察開始，到法院對法人案件作出有罪判決時為止，是法人刑事責任確立的階段。這是司法機關已經發現了法人犯罪以后，根據法定程序對法人是否實施了犯罪行為進行查證，確定法人行為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和承擔刑事責任的程度，其行為是否應當受到刑罰的處罰及如何判處刑罰，適用何種刑種等等;當法人行為不適用刑罰時，則要考慮是否應當采取非刑罰的處理方法等等。法人刑事責任的確立是通過刑事訴訟的偵察、起訴和審判來確立的，它使法人刑事責任的實現成為可能。3、當司法機關對法人的行為作出有罪判決生效開始，法人刑事責任的履行即時開始，直至司法機關所決定的刑事制裁措施執行完畢，為法人刑事責任履行階段。只有這一階段的完全結束，才能體現法人刑事責任的完全實現。

(二)法人刑事責任實現的方式。

1、對犯罪的法人適用刑罰，是實現法人刑事責任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式。

眾所周知，犯罪與刑罰是緊密相連的，對犯罪行為適用刑罰是刑事法律所規定的基本內容。法人犯罪是一種犯罪行為，對實施犯罪行為的法人適用刑罰完全符合刑事法律的規定精神。刑罰是建立在對犯罪人的剝奪性痛苦之上的最嚴厲的法律強制方法，只適用于實施了犯罪行為的自然人或法人。刑罰的適用只能由代表國家的司法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來適用，因為刑罰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用以懲罰犯罪的一種強制方法。由此可見，刑罰與刑事責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表現為：①刑事責任是行為人應受刑罰處罰的前提，沒有刑事責任的存在也就沒有刑罰的存在;②一般而言，刑事責任的嚴重程度決定刑罰的輕重;③刑事責任和刑罰都只能由國家審判機關決定或追究。但是這些并不表明刑事責任與刑罰之間沒有什么區別，刑事責任與刑罰之間的區別也是明顯的，首先，刑事責任是從觀念形態上對法人犯罪和犯罪的法人作否定評價和譴責，是一種法律責任，具有抽象性的特點;而刑罰則是懲罰犯罪的具體制裁方法，是具體的法律行為和措施;其次，刑事責任與刑罰雖然都可以說成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但是二者的層次卻不同，刑事責任是犯罪行為的直接后果，屬于第一個層次，而刑罰則是刑事責任的直接后果，屬于第二個層次;再次，刑事責任可以獨立于刑罰之外，即不依附于刑罰而存在，相反，刑罰則不能獨立于刑事責任之外，即刑罰必須依附于刑事責任而存在，沒有刑事責任也就不可能有刑罰，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刑罰是實現刑事責任的一種強制措施或手段。

縱觀有關國家對法人犯罪適用刑罰方式的規定，可以分為單罰制和雙罰制兩種方式：

〔1〕單罰制(也稱代罰制或轉嫁罰制)，即指只對法人組織中的個別自然人或者只對法人組織適用刑罰。只對法人組織中的個別自然人適用刑罰，體現了刑法理論和立法者對法人犯罪的一種觀點，即認為所謂法人犯罪是自然人以法人組織的名義而為的犯罪，只要懲罰法人組織中的個別自然人，即可達到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例如1942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刑法典》、1960年的《蘇俄刑法典》及我國1979年頒行的刑法都規定只對法人組織中的個別自然人適用刑罰。只對法人組織本身適用刑罰，體現了刑法理論和立法者對法人犯罪所持的另一觀點，即認為法人犯罪是法人組織所為，只有對法人組織適用刑罰才可以遏制法人犯罪。這種單罰制以刑罰的形式表明了社會對法人組織犯罪的否定性評價。但是不管哪種方式的單罰制，都存在不足之處，主要表現是，首先，只對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適用刑罰，而不追究法人組織的刑事責任，實際上是一種代罰制，是以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替代法人組織去承擔刑事責任，而作為犯罪主體的法人則與刑事責任無關，這樣不僅導致法人犯罪主體與刑罰相分離，法人刑事責任不能實現，以至刑罰對法人犯罪威懾力的瓦解，而且由于只處罰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使法人組織逃脫法律的制裁和逃避社會對法人犯罪行為的否定，同時也有失刑事法律的公平性。其次，只對法人組織適用刑罰，也存在將法人中的個人責任轉移到法人組織身上的弊病，例如法人組織中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這些人與法人組織的一般成員是有區別的，他們的行為對構成法人犯罪有著決定的意義和作用。只追究法人組織的刑事責任而忽視法人組織中自然人的刑事責任，將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轉由法人組織承擔，使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逃脫法律的制裁，同樣表現了另一種形式的刑事責任不公平性。同時，只追究法人組織的刑事責任而放棄追究法人組織中自然人的刑事責任，也就忽視了法人犯罪是一種具有法律人格的組織體的犯罪，忽視了法人組織是由自然人組成，離開了自然人法人組織也就不存在了這樣一個事實，客觀上不利于打擊法人犯罪。鑒于單罰制的上述不足之處，許多國家的刑法逐漸放棄單罰制而以雙罰制取代之。

〔2〕雙罰制：雙罰制是基于單罰制的缺陷而產生的，其特點是刑罰對法人組織及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都適用，也就是說，在雙罰制的情況下，一個法人犯罪行為，有兩個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刑罰適用于法人，也適用于法人的成員自然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來，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理論的發展較快，其中對法人犯罪適用雙罰制的國家越來越多。例如1954年《日本防止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規定：“法人代表或法人和個人的代理人、雇傭人或其他工作人員，在有關該法人或個人的業務上實施了前條的違法行為時，除了應當處罰行為人之外，對該法人或個人也應處同條所規定的罰金刑”;1994年頒布的新《法國刑法典》第121條規定，當法人行為構成犯罪時，刑罰不僅對法人組織適用，而且同時對法人組織中的有關自然人適用。這些規定表明，雙罰制在處罰法人組織的同時，也處罰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一方面，對法人組織適用刑罰，是刑事法律對法人犯罪的否定性評價，也是教育和警戒社會上其他法人組織，從而達到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另一方面，對法人組織中的有關自然人適用刑罰，以使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由于雙罰制在處罰法人犯罪方面明顯地優于單罰制，這種處罰方法為目前世界許多國家的刑事法律所接受。第一節法人犯罪法律責任概述法律責任有別于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是指由于法人實施違法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責任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以法律制裁為必然結果。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實施法律制裁，是國家專門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的執法機關)的

2、刑罰種類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是實現法人刑事責任的必要條件。

對法人犯罪適用刑罰要獲得預期的效果，即要使法人刑事責任得以實現，刑罰種類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是十分必要的。在承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時，也應當看到法人與自然人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此適用于自然人的刑罰并不一定都適用于法人，也就是適用于自然人的刑罰并不能完完全全地適用于法人，例如適用于自然人的自由刑和生命刑就難以對法人適用。為使法人犯罪刑事責任得以實現，國家的立法機關有必要根據法人的具體情況，為法人犯罪設置專門的刑罰種類。事實上，為法人犯罪設置專門的刑罰種類，是當今國外一些國家刑事立法的一個新動向。新的《法國刑法典》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新的《法國刑法典》為法人設置了專門的刑罰，該刑法典總則第三編第2節規定了“適用法人之刑罰”，并將適用于法人的刑罰分為“重罪及輕罪之刑罰”和“違警罪之刑罰”。這些新設置的刑罰有：①罰金。由于法人犯罪的目的是為法人謀取利益，對于這種性質的犯罪適用罰金刑，從經濟上對法人予以制裁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該刑法典規定，法人無論是實施重罪、輕罪或者違警罪，均須判處罰金刑。同時還具體規定了對法人適用罰金刑的具體標準，如在法人實施重罪、輕罪或者違警罪時，“適用法人的罰金最高定額為懲治犯罪之法律規定的對自然人罰金最高定額的5倍”(《法國刑法典》第131-38條;第131-41條)。②其他刑罰。其他刑罰分為兩類，第一類：適用于法人實施重罪或者輕罪的刑罰：解散法人;禁止直接或間接從事一種或幾種職業性或社會性活動;關閉用于實施犯罪行為的企業機構，幾種關閉其一家或數家機構;置于司法監督之下，禁止參與公共工程;禁止公開募集資金;在限期內禁止簽發支票或者使用信用卡付款;沒收用于犯罪的物品或者贓物;公布宣判決定等(參見《法國刑法典》第131-39條)。第二類：適用于法人實施違警罪的刑罰：限期內禁止簽發支票或者使用信用卡付款;沒收用于犯罪的物品或贓物等(參見《法國刑法典》第131-42條)。不僅如此，為了確保對法人犯罪適用這些刑罰的準確性，該刑法典還對某些刑罰的適用方式作了規定。例如，規定“宣告法人解散之決定包含將該法人提交有管轄權之法院，對其進行清算”(《法國刑法典》第131-45條);“置法人于司法監督之下的決定包括指定司法代理人，并由法院明確規定代理人的任務”，“司法代理人至少每6個月向執行推事報告一次其完成任務的情況”(《法國刑法典》第131-47條;“禁止公開募集資金，即告禁止借助信貸機構、金融機構或債券交易公司以及采用任何廣告手段推銷任何債券”(《法國刑法典》第131-47條)等等。上述刑罰多為資格刑，以剝奪或限制法人的某項(種)權利而達到懲治法人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見，為法人犯罪設置專門的刑罰，針對性較強，其科學性是顯而易見的，同時也便于操作，是實現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一個有效的立法措施。法國刑法典規定對法人犯罪實行雙罰制，當法人犯罪時，對法人組織適用上述刑罰，對法人組織中的自然人與一般自然人適用的刑罰相同。

第三節我國刑事法律上的法人刑事責任

一、從否定到肯定的發展過程

我國刑事法律上確立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經歷了一個從刑事法律否定法人的刑事責任到刑事法律肯定法人的刑事責任的較長的發展階段。

八十年代以前，我國的刑事法律只承認個人的刑事責任而否定法人的刑事責任。建國初期，雖然在有關的法律文件中就有法人概念的出現，例如1950年9月27日政務院財政委員會發布的《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簽訂合同契約暫行辦法》第5條規定：“合同或契約之簽訂，必須以法人為對象”。這里的法人只是作為民事責任主體出現的，沒有涉及到法人的刑事責任問題。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無論是在刑事立法上，還是在法學理論上和司法實際中，在談及刑事責任問題時，都是排除法人的。1979年頒布的我國第一部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從立法的本意上看，也沒有考慮法人的刑事責任問題的，例如刑法中的假冒商標罪(第127條)、偷稅、抗稅罪(第121條)、挪用國家特殊款物罪(126條)、走私罪(116條)、制造販賣假藥罪(第164條)等等，雖然法人也可以構成，但是刑法卻排除了法人的刑事責任，只規定了自然人的刑事責任。立法上排除法人的刑事責任，必然影響到司法實際，長期以來，我國的司法實踐也是把個人作為刑事責任的唯一主體，無論法人實施了何種性質的犯罪或實施了多么嚴重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的都只能是自然人。

刑法理論為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反過來充實和提高刑法理論，這種理論和實踐的辯證關系，也體現在我國的刑法理論與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關系上。我國刑事立法長期否定法人的刑事責任，是與我國刑法理論上長期對法人刑事責任持否定態度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在本書的前面已經作了詳細的介紹，筆者在此不再贅述。但是應當指出的是，由于刑法理論對法人刑事責任的否定，在客觀上對我國刑事立法確立法人刑事責任起到了阻礙和延緩作用。例如有一種理論認為：“法人不具有生命實體，其權利能力、行為性質決定于成立該組織的宗旨和業務范圍。在實際活動中，盡管法人的行為是由構成該組織的自然人控制和支配的，但這種支配是有限的，并不是無條件的，切不可認為一切以法人名義實施的行為，都是法人本身的行為。法人代表只能在法律允許的條件下，在特點的范圍內從事民事活動，唯此，法人才負法律責任。任何違背法人宗旨，超出法人權限的違法犯罪行為，雖然是以法人名義實施的，哪怕是法人決策機構集體決定的，法人也不能負任何責任，只能由決策人、執行人個人負責?！ㄈ俗谥际欠ㄈ艘庵镜募斜憩F，法人決策機構的決定如果符合法人的宗旨，可以認為是法人的意志，如果違背法人的宗旨，與其說是法人本身的意志，毋寧說是有悖法人的意志，只能是參與決定的那些自然人的意志”①;還有一種理論認為：“從實際效果方面衡量，把法人作為犯罪主體定罪懲罰，必然不利于法人制度的的健全和鞏固，不利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而且也會帶來訴訟實踐及其他方面的難題。……第一，這種刑事訴訟的事實本身，便有損于整個或某類法人的名譽，從而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法人職能活動的進行。第二，被定罪懲罰的法人作為犯罪單位，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應允許其繼續存在，而應予以解散，這樣，如果是企業事業單位法人為此被解散，難免影響國家經濟建設;如果是機關法人因此不被撤銷，勢必影響國家的管理活動。同時，法人組織中并未參入犯罪的成員，也會因法人被解散、撤銷而失業或不恰當地轉行，這也于國家經濟建設的正常進展和社會秩序的安定不利。第三，如果允許被定罪懲罰的法人作為有前科者繼續存在，則不但違背我國設立法人制度和成立法人組織的宗旨，而且這種組織也難以再有效地從事其職能活動。例如，一個商業企業法人被以投機倒把罪懲罰，它怎么能夠有效地從事商業活動其他法人以及消費者誰還會放心地與它打交道再如，如果是某海關被以走私罪懲罰，對于犯有走私罪前科的海關，它又怎能有效地、理直氣壯地行使查處走私的職權活動第四，把法人作為犯罪主體懲罰，在刑事訴訟中也會遇到一系列難題。例如，被告人是這個法人，刑事追訴必要時對誰采取強制措施律師辯護時會見誰法庭怎樣出庭受審怎樣為自己辯護若由法人代表人代表法人接受刑事追訴和審理，這時對法人代表豈不是一身兼二職，一面為自己的犯罪接受追訴，一面又代表法人接受追訴，這時法人代表人怎樣同時既為自己又為法人行使辯護權如果不由法人代表代替法人接受刑事追訴，又有誰愿意和應當代替法人接受刑事追訴等等?？卦V和懲罰法人犯罪的起訴書和判決書又怎樣寫被告人和犯罪人，難道寫成：某某單位嗎如果是某司法機關的負責人以該機關名義實施了某種經濟犯罪的，難道起訴書和判決書可以寫成被告人(犯罪人)：某某公安局、某某法院嗎這不滑天下之大稽嗎總之，把法人作為犯罪主體追訴刑事責任，在訴訟上也會產生許多困難”①。可見，這些理論從根本上否定了法人刑事責任的必要性。刑法理論脫離社會犯罪現行的客觀實際，必然導致刑事立法的滯緩，這也是我國刑事立法長期排除法人刑事責任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節法人犯罪法律責任概述法律責任有別于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是指由于法人實施違法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責任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以法律制裁為必然結果。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實施法律制裁，是國家專門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的執法機關)的

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經濟犯罪日益突出，其中以法人團體的形式進行犯罪活動的情況也越來越多，法人犯罪的客觀實際及其對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造成的嚴重危害性，給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刑事立法提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即我國刑事法律是否有必要仍然排除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八十年代開始，刑法學理論界對法人刑事責任問題展開了討論，有關的法學雜志先后發表了關于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文章，如《上海司法》發表了題為《應當重視對法人違法犯罪的處理》、《法學》上發表了題為《刑事案件中法人的責任問題》、《法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法人不會犯罪嗎》等，對法人能夠實施犯罪行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作了專門的論述，肯定了法人的刑事責任;1985年11月25日至1985年3月3日，《中國法制日報》開設了關于法人犯罪問題討論的專欄，對法人能否犯罪和法人能否成為刑事責任的主體展開了討論。法學理論界對法人刑事責任問題的討論，雖然分歧較大，否定法人刑事責任的觀點也曾占主導地位，但是，隨著討論的深入，肯定法人刑事責任的觀點越來越引起法學家們的共鳴，也越來越引起了我國立法部門的重視，這種討論為最終在我國刑事立法上承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刑事法律對法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立法機關逐漸開始重視對法人犯罪的刑事立法，但是在如何確立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在哪些刑事法律中確立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態度是謹慎的。可以說刑事法律對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確立采取的是一種漸進的方式，即由開始只承認法人實施某些經濟犯罪的刑事責任，向逐漸承認法人實施所有經濟犯罪的刑事責任發展。八十年代初期，刑事立法中承認法人刑事責任的只有《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草案)》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草案)》兩個并未公開的刑事法律文件，涉及法人刑事責任的罪也只有走私罪、貪污罪和賄賂罪三個罪名，范圍十分有限。不僅如此，而且這兩個涉及法人刑事責任的法律文件經過多次的調查研究和修改，直到1988年才正式公布施行，在將近六年的時間里公布施行的其他刑事法律均未涉及法人刑事責任。而在九十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經濟犯罪的日益突出，法人犯罪現象的嚴重性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迫切要求刑事法律加大對法人犯罪的懲治力度，國家的立法機關因此而加快了對法人犯罪的刑事立法，以使法人犯罪能夠及時受到刑事法律的追訴。從我國的立法實踐看，在刑事法律中規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經歷了兩個階段：

(一)第一個階段，在有關的單行的刑事法規中規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由于1979年的刑法沒有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作規定，為了及時懲治法人犯罪，從八十年代后期起，我國立法機關采取制定單行刑事法規確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這方面的單行刑事法規有：

1988年1月21日公布施行的《關于懲治貪污罪受賄罪的補充規定》和《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1990年12月28日公布施行的《關于禁毒的決定》和《關于懲治走私、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分子的決定》;1992年9月4日公布施行的《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1993年2月22日公布施行的《關于懲治假冒注冊商品犯罪的補充規定》;1994年7月5日公布施行的《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1995年2月28日公布施行的《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1995年6月30日公布施行的《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1995年10月30日公布施行的《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等。

上述單行刑事法規對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具有以下特征：

〔一〕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集中體現在刑事法規對各類經濟犯罪的規定中：

法人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商品經濟為法人犯罪創造條件和提供客觀環境，這就是法人與商品經濟的特殊關系，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這種關系也不例外。由于法人和商品經濟的特殊關系的存在，使法人犯罪的形式主要表現為在商品生產、分配、流通和管理過程中故意違反經濟管理法規，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也就是說法人實施的犯罪主要是經濟犯罪。關于這樣點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受賄罪的補充規定(草案)》的說明中已經指出：“近年來不少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社隊通過賄賂手段進行投機、套購倒賣甚至詐騙活動，使國家財產遭受嚴重損失。同時，這類不法犯罪活動又往往是經過單位領導‘點頭’或集體決定的，難以追究法律責任”。在《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草案)》的說明中指出：“這幾年走私數量最大，危害最嚴重的是企業事業單位和機關走私。這些案件往往是‘上級’點頭的或者是單位領導決定的，又打著‘為公不為私’的招牌，所謂‘來源不當，用途正當’，難于追究刑事責任。這次征求意見時，普遍要求對單位走私、套匯的必須追究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否則難以制止這類違法犯罪活動。根據這個意見，草案規定單位犯走私罪的，以及違反外匯管理法規，在國內買賣外匯，或者在國外把出口貨物和其他方式取得的外匯不按規定存入國家指定的銀行的，對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988年1月21日正式公布施行了《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和《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兩個刑事法律文件，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這兩個補充規定(草案)的說明中又一次指出：“1982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對于打擊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活動，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順利進行，起了很大作用。為了更好地執行刑法和《決定》，按照一手抓改革、開放、搞活，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的精神，1982年，法制委員會對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過程中在經濟犯罪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在總結審判實踐的基礎上，起草了《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草案)》和《關于懲治貪污罪受賄罪的補充規定(草案)》。1986年以來，法制工作委員會又多次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有關部門的意見，并進一步作了調查研究，進行修改”。可見，《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草案)》、《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草案)》之所以出臺，是因為“近幾年有的企業事業單位和機關、團體走私數額很大，危害嚴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和“不少企業事業單位通過行賄進行投機倒把、套購倒賣甚至詐騙活動，推銷劣貨、次貨、假貨，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些犯罪活動往往是經過單位領導同意或集體決定的，由于沒有法律規定，司法機關感到難以追究刑事責任”。因此，法人刑事責任的確立是與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犯罪密切相關的，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布的涉及法人刑事責任的決定和補充規定有相當一部分屬于單行的經濟刑事法規，如《關于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關于懲治貪污罪受賄罪的補充規定》、《關于懲治假冒注冊商品犯罪的補充規定》、《關于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決定》、《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關于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和《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等，都屬于這類法規，而在這些單行的刑事法規中基本上都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作了規定。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刑事法規中對法人刑事責任的規定，在某種意義上講，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主要集中在單行經濟刑法的范圍正是這一特殊性的體現。第一節法人犯罪法律責任概述法律責任有別于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是指由于法人實施違法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責任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以法律制裁為必然結果。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實施法律制裁，是國家專門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的執法機關)的

(二)民法、經濟法、行政法中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缺乏規范性和統一性。主要表現有：1、有的法律明確規定法人的犯罪行為和依照刑法的具體條款追究刑事責任。2、有的法律只從原則上規定法人犯罪行為和依照刑法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而沒有規定刑法的具體條款。3、有的法律僅規定法人行為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既沒有規定依照刑法，更沒有規定具體條款。上述這些規定的不規范和不統一，反映了我國在制定某些附屬刑法時，對如何規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缺少立法上的統一指導，這是造成法律不嚴密和執法困難的重要原因，因此應當引起有關立法機關足夠的重視。

(三)只對法人違反民法、經濟法、行政法造成嚴重危害行為或者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由于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分別規定了民事賠償、經濟制裁和行政處罰，對于違反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的法人團體，更多的采用上述法律手段予以處罰。但是，當法人的違法行為超出了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的規定而構成犯罪時，超出了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的調整范圍，刑事法律參入調整是必然的。因此，在民法、經濟法、行政法中，只規定對法人嚴重的違法行為即犯罪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可見法人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決定了對其適用的法律的類型的不同。

第一節法人犯罪法律責任概述法律責任有別于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是指由于法人實施違法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責任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以法律制裁為必然結果。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實施法律制裁，是國家專門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的執法機關)的

〔二〕刑事法規對法人刑事責任的規定回避了“法人”及“法人犯罪”概念。

盡管上述刑事法規事實上已經承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但是在所有的單行刑事法規中都沒有使用“法人”和“法人犯罪”概念，凡是涉及到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地方，均以“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或者以“單位”代替。從立法者的意圖看，使用“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單位”這些非法律概念，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堵塞漏洞，以避免法人犯罪行為和與法人犯罪相似的其他非法人團體的犯罪逃脫法律的制裁。

〔三〕充分肯定法人的犯罪行為能力及刑事責任能力。

上述刑事法規雖然沒有使用法人和法人犯罪概念，但卻明確的規定企業事業單位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例如許多刑事法規都有這樣的規定“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單位犯本決定第一條、第二條……”等規定，都是直接將法人和非法人單位作為犯罪行為的實施者，實際上就是承認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具有犯罪行為能力。在刑事法規中將法人實施犯罪與自然人實施犯罪同等對待，規定法人和非法人團體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者，這在其他國家的法律中并不多見。刑事法規的這種規定，為“在理論上肯定法人具有犯罪能力和肯定法人是犯罪主體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杜絕了法律自身不明確所導致的理解上或理論上的分歧和混亂”①?？隙ǚㄈ撕头欠ㄈ藞F體是犯罪行為的實施者，表明我國在立法上已經將法人與自然人同等看待，法人同自然人一樣，具有犯罪能力和具有刑事責任能力，能夠成為刑事責任的主體。同以往的法律相比，這是一個重要的突破。當然，我們還應當看到，法人的犯罪能力和刑事責任能力只有通過法人或非法人的決策機關和代表才能表現來，因此明確法人或非法人的決策機關和法人代表的行為對構成法人犯罪或非法人組織犯罪的刑事責任的意義，對于充分認識法人犯罪刑事責任十分重要。法國總檢察長皮埃爾·特律什和巴黎第一大學教授海依爾·戴爾瑪斯-馬蒂在為新的《法國刑法典》所寫的序中指出：法人的管理機關或法定代表、法人的常設監督機關和間歇性機關、法人委托的自然人或其他法人的行為，都可能使法人承擔刑事責任。他們還指出：法人的管理機關和法定代表即使在其管理范圍以外的活動，也可以使法人承擔刑事責任;當然，法人的代表、法人的委托人(其他法人或自然人)只有在為法人的利益而不是為個人的利益進行犯罪活動時，才會引起法人的刑事責任①。這些觀點是有道理的。事實上，我國刑事法規在肯定法人的犯罪能力和刑事責任能力時，也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刑事法規中規定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當他們為法人的利益而不是為個人的利益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會引起法人的刑事責任，因此，法人的犯罪能力和刑事責任能力是通過這些機關和人員表現出來的。這一點對于正確認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第二個階段，在刑法中規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從1979年刑法公布施行至今已有17年之久，從最初在單行刑事法規中規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至今也有近10年的時間，其間我國的刑法理論、司法實踐以及立法經驗都為最終在我國刑法中確立法人犯罪刑事責任作了準備。在上述刑法理論、立法實踐和司法經驗的基礎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第五次會議對197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進行了修訂，并以單位犯罪形式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作了規定。修改后的刑法(以下簡稱新刑法)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的規定，表現了我國刑事立法對法人刑事責任的完全肯定。

新刑法以單位犯罪取代法人犯罪的方式，對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予以規定，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在刑法總則中對單位犯罪的概念及單位犯罪適用刑罰作了原則性規定。

新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本條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規定了什么是對單位犯罪。所謂單位，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法人機構和非法人機構;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其二，規定了單位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也就是規定單位與自然人一樣，當其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時，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即單位與自然人一樣，也是刑事責任的主體。

新刑法第31條規定：“單位犯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本條是對單位犯罪適用刑罰的規定，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單位犯罪的，對單位適用罰金刑，同時對單位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適用刑法規定的刑罰，這就是對單位犯罪適用刑罰采取雙罰制原則，即當單位犯罪時，既要對單位判處刑罰，也要對單位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其二，本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分則和其他法律的規定處罰，也就是說本條對單位犯罪適用刑罰采取雙罰制原則，如果在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中對單位實施的某種具體犯罪規定適用刑罰采取單罰制，那么就依照單罰制處罰。例如在新刑法分則第107條、第137條雖然都是單位犯罪，但卻規定處罰自然人而沒有規定處罰位，適用的是單罰制。

〔二〕在刑法分則中具體規定單位犯罪的罪名及適用的刑罰。

新刑法分則除第五章侵犯財產罪、第九章瀆職罪和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外，其他各章都涉及到單位犯罪，單位犯罪涉及的類罪名有：第102條至第105條規定的單位資助他人危害國家安全罪，其中包括：單位資助他人背叛國家罪;單位資助他人分裂國家罪;單位資助他人煽動分裂、破壞國家統一罪;單位資助他人武裝叛亂罪;單位資助他人武裝暴亂罪。第125條、第126條、第128條、第135條、第136條、第137條、第138條、第139條規定的單位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包括：單位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存儲槍支、彈藥、爆炸物罪;單位非法買賣、運輸核材料罪;單位違反規定制造、銷售槍支罪;單位失職造成的勞動安全事故罪;單位違反危險物品管理規定肇事罪;單位違反國家規定降低工程質量標準造成的建筑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單位(學校)失職造成的重大傷亡事故罪;單位違反消防管理規定造成的消防安全事故罪。

新刑法對單位犯罪適用刑罰的規定分為兩種：1、對單位犯罪采取雙罰制，即當單位犯罪時，單位適用罰金刑，對單位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適用刑法中規定的所有刑罰。根據新刑法總則第31條的規定，分則中絕大多數涉及單位犯罪的條文都對單位犯罪規定了雙罰制。例如，在許多涉及單位犯罪的條文中都作這樣的規定：“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2、對單位犯罪采取單罰制，即當單位犯罪時，只處罰單位中的自然人不處罰單位。例如第102條、第103條、第104條、第105條規定的機構、組織資助他人危害國家安全罪;第126條、第135條、第135條至第139條規定的單位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61條、第162條規定的單位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第244條、第245條、第250條規定的單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283條規定的擾亂公共秩序罪等，上述犯罪行為的均可由單位構成，當單位設施了上述犯罪行為時應當屬于單位犯罪，但是刑法條文沒有規定單位的刑事責任，而是以代罰制方式規定了自然人的刑事責任。上述規定表明，新刑法對單位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是采取雙罰制與有條件采取單罰制相結合的原則，這種規定是于我國單位犯罪情況的復雜性有密切的關系。

新刑法雖然以單位犯罪的形式規定了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是我國刑法對法人刑事責任的真正確認，是我國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應當予以肯定。以單位犯罪取代法人犯罪，將單位作為與自然人等同的刑事責任主體，即刑法賦予單位這一概念具有法律的含義，這在世界各國的刑事立法上是絕無僅有的。新刑法采取單位取代法人作為刑事責任主體，其目的顯然是針對社會上存在的類似法人犯罪的非法人團體的犯罪，從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目的這出發，這樣的規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單位的范圍大大的超過了嚴格意義上的法人范圍，單位既包括法人，也包括法人以外的其他社會組織、機關和團體，幾萬人的大企業是一個單位，兩三個人的小商店也是一個單位。究竟什么是單位，單位的范圍到底應當有多大，刑法的規定并不嚴格而且也不可能嚴格，同時在實踐中正確認定單位犯罪追究單位犯罪的刑事責任，也是相當困難的。因此筆者對新刑法以單位取代法人作為刑事責任主體的做法并不贊同。筆者認為，在刑法中還是使用法人和法人犯罪這樣的嚴格的法律概念比較恰當，首先，刑事法律對法人刑事責任的承認，是表示刑事法律承認傳統意義上的民事法律主體--法人--也能夠成為刑事法律的主體，而不是指承認民事法律責任主體以外的其他非法人組織或團體;其次，法人和法人犯罪的表述是世界許多國家法律所公認的，因為這種表述揭示了法人犯罪是一種區別與自然人而具有法律人格的社會組織體的犯罪的實質。當然，由于犯罪現象越來越復雜化，法人犯罪與非法人團體的犯罪是那么的相似，將非法人團體犯罪歸到法人犯罪一類，對法人范圍作擴大性規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實上當今許多國家刑事法律中的法人犯罪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人犯罪，已經包括法人犯罪和非法人團體的犯罪。盡管如此，在刑法中并沒有使用其他概念來取代法人概念，而是仍然使用法人和法人犯罪的概念，只是對法人的范圍作擴大的解釋性規定而已，顯然，這樣的規定是符合刑法的嚴格性要求的。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不斷加強，對法律的嚴格化和科學化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作為國家基本法的刑法更應當如此，不僅要在法律體系上嚴格化和科學化，而且在具體條文概念上也需要嚴格化和科學化，更便于操作，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刑法中使用法人和法人犯罪這樣的表述，并賦予其比法人和法人犯罪含義更廣的解釋(包括法人犯罪和非法人團體犯罪)，以取代單位的單位犯罪，是我國刑法規范化和科學化的要求，也是我國刑法發展和完善的趨勢。

三、關于法人犯罪適用的刑罰

新刑法公布以前的刑事法律規定，當法人的行為構成犯罪時，對法人中的自然人可以適用刑法中所有刑罰，既可以適用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等主刑，也可以適用罰金、剝奪政治權利等附加刑。對法人則不同，由于法人與自然人本質差別的客觀存在，對自然人適用的刑罰并不能完全適用于法人，尤其是刑法中的主刑都不適用于法人犯罪，因此對法人只能適用罰金這一附加刑。

新刑法對單位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吸收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關決定和補充規定對單位犯罪的規定，沒有為單位犯罪設置專門的刑罰，也就是說，新刑法對單位犯罪適用刑罰并沒有突破原有的刑事法律的規定，仍然規定對單位犯罪只適用罰金刑。誠然，罰金刑在懲治法人犯罪中的重要作用當然應當受到重視，因為任何法人犯罪都是以謀取非法利益為目的，而罰金刑的適用恰恰針對法人犯罪的這一目的，[使其在經濟上受到打擊，從而達到懲治法人犯罪和警戒其他法人的目的。正因為如此，許多國家的刑法都規定罰金刑是懲治法人犯罪的主要刑罰，如法國刑法典中，罰金刑是作為主刑適用于一切法人犯罪。但是，在肯定罰金刑的作用的同時，還應當看到罰金刑的不足之處，即罰金刑的適用只能使法人在經濟上受到打擊，并不能阻止法人組織的各項活動的進行，甚至不能阻止法人犯罪活動的繼續。因為罰金刑的適用不能觸及法人組織和法人職能的發揮，罰金刑的適用并不限制或剝奪法人的其他權利。也就是說，在對法人適用罰金刑時，并不能阻止或限制法人機能的運作，法人繼續進行犯罪活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僅僅對法人犯罪適用罰金刑是不夠的，不能達到真正遏制法人犯罪的目的。還必須考慮如何限制甚至剝奪法人的某些與犯罪有關的權利，使法人失去犯罪的條件，或者消滅法人犯罪的條件，從而達到預防法人犯罪的目的。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刑事立法對刑罰制度的考慮，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刑罰觀念，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死刑的減少和資格刑的增多。對于法人犯罪而言，除適用罰金刑外，更是大量地適用資格刑，如禁止法人在一段時間內從事某項業務活動，或者限制法人從事某項業務活動，或者剝奪法人從事的業務活動的權利，或者解散法人團體等等。為此，在刑法中為法人設置專門的刑罰，除設置罰金刑外，將禁止、限制法人權利或者剝奪、取消法人資格作為刑罰予以規定，對于遏制法人犯罪無疑具有實際的意義。

在我國，禁止、限制法人權利或者剝奪、取消法人資格的處罰措施并不是作為刑罰規定的，而是作為行政處罰措施適用?！吨腥A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的種類中就有“責令停業整頓”、“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的規定，在一些行政法規中常掛有這種行政處罰條款，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規定的“造成水體嚴重污染的企業事業單位，經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務的，除按國家規定征收兩倍以上的超標準排污費外，可以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處以罰款，或者責令其停業或者關閉”;《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規定：企業法人違反登記管理規定時，“可以根據情況分別給予警告、罰款、沒收非法所得、停業整頓、扣繳、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的處罰”。這里的“關閉”和“吊銷法人營業執照”的處罰，對法人的懲罰作用并不比罰金遜色，對于法人而言其嚴重程度甚至超過罰金刑，這些嚴于刑罰的行政處罰措施是放在刑法中好還是放在行政法律中好，是值得考慮的。因此，將某些行政處罰措施上升為刑罰，使其成為適用于法人的刑罰，不僅可以協調行政處罰與刑罰的關系，而且可以使適用于法人的刑罰有一個完整的刑罰體系，從而有利于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實現。新刑法雖然以單位犯罪取代了法人犯罪，但是在適用刑罰問題上并沒有新的規定，仍然只能適用罰金這一種刑罰，與上述法人犯罪適用刑罰存在同樣的問題，即刑罰措施太單一。因此，將某些行政處罰措施上升為刑罰的設想對于單位犯罪也具有實際意義。第一節法人犯罪法律責任概述法律責任有別于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是指由于法人實施違法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責任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以法律制裁為必然結果。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實施法律制裁，是國家專門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的執法機關)的

同八十年代的經濟法律相比，九十年代的經濟法律對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要更加明確，更加規范。例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法》規定的“違反本法規定，攜帶危險品進站上車犯罪以非危險品名托運危險品，致發生重大事故的，依照《刑法》第115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犯本款罪的，處以罰金，對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60條第1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經稅務機關責令限期登記或者報送，逾期仍不向稅務機關辦理稅務登記或者變更登記，或者仍不向稅務機關報送所得稅申請表、會計決算表或者扣繳所得稅報告表……情節嚴重的，比照《刑法》第121條的規定追究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第23條第2款);“扣繳義務人未按規定的期限將已扣稅款繳入國庫的……情節嚴重的，比照《刑法》第121條的規定追究其法定代表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第24條第2款);“采取隱瞞、欺騙手段偷稅的，或者未按本法規定的期限繳納稅款，經稅務機關催繳，在規定的期限內仍不繳納……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121條的規定追究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第25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的“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強令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法第29條的規定提供貸款或者擔保的”，構成犯罪的，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參見第48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的“企業事業單位犯有第40條(指納稅人采取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的手段，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偷稅數額占應納稅額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偷稅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或者應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行為)、第41條(指納稅人欠繳應納稅款，采取轉移或者隱匿財產的手段，致使稅務機關無法追繳欠繳的稅款，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行為)規定的違法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第三條的規定處罰”(第42條)?！捌髽I事業單位采取對所水產或者經營的商品假報出口等手段，欺騙根據出口退稅款，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依照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第五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罰……。前款規定以外的地位犯罪或者個人騙取根據出口退稅款外，依照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處罰;……。”(第44條);

1982年1月19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1984年9月20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1986年4月12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986年12月2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1988年9月5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1989年2月2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等。

上述行政法律對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規定，還只是涉及“個人”或“單位直接責任人員”，沒有明確規定法人自身(即所謂的單位)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規定：“對生產、銷售假藥，危害人民健康的個人或者單位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刑法第164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第50條第2款);“對生產、銷售劣藥危害人民健康，造成嚴重后果的個人或者單位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64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第51條第2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的“全民所有制博物館、圖書館等單位將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贈送給非全民所有制單位或者個人的，對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比照刑法第187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第31條第2款)。“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將收藏的國家禁止出口的珍貴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贈送給外國人的，以走私罪論處”(第31條第4款)。

九十年代雖然法制建設在不斷地加強，但是行政立法中直接涉及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并不多，比較明顯地規定法人犯罪刑事責任的有1993年2月22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境外機構、組織、個人實施或者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者境內組織、個人與境外機構、組織、個人相勾結實施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所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23條)。這里的“機構、組織”可以理解為法人或者就是法人。

四、民法、經濟法、行政法中規定的法人刑事責任的特征

(一)民法、經濟法、行政法中的法人犯罪刑事責任均未規定具體刑罰，而是采取簡單空白罪狀，如“依照刑法的規定處罰”、“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或者“比照刑法第×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比照刑法第×條第×款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等。在民法、經濟法、行政法中規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采取上述方式是恰當的，因為只有刑法才能規定對犯罪行為的處罰措施—刑罰，其他任何法律都不能違背刑法的規定精神而對犯罪行為另行規定刑罰。第一節法人犯罪法律責任概述法律責任有別于社會責任和道義責任，是指由于法人實施違法行為而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責任以違法行為為前提，以法律制裁為必然結果。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實施法律制裁，是國家專門機關(司法機關或有關的執法機關)的

四、關于法人犯罪刑事附帶民事的處罰

原刑法第31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具體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這是對刑事附帶民事處罰的規定。在追究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時，也會遇到被害人要求法人給予民事賠償問題，這就是法人犯罪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法人犯罪，尤其是法人破壞環境、法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法人制造假藥等之類的犯罪，其犯罪行為不僅給國家、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和損失，而且還給公民個人或者其他法人造成嚴重的人身傷害和經濟損失。在追究這類法人犯罪的刑事責任時，還需要考慮對被害人的經濟賠償問題，這種賠償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的方式，即由實施犯罪的法人對由于其實施犯罪行為給公民個人或者其他法人造成的危害和損失承擔民事法律責任。這種刑事附帶民事責任與單純的民事責任性質上是有區別的。刑事附帶民事責任或者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需要具備下述條件：首先，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實事的客觀存在，并且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是由于單位犯罪行為直接造成，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為前提;其次，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實現，是由被害人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由人民法院根據情況判處而實現。單純的民事責任，是指民法通則所規定的民事法律主體違反民事法律的規定而應當承擔的民事法律責任，民事責任只能通過民事訴訟方式來實現。由此可見，法人犯罪的刑事附帶民事責任，也是實現法人刑事責任的一種方式。

新刑法第36條第1款吸收了原刑法的規定，表明在單位犯罪的情況下，單位犯罪刑事責任的實現，除由單位和單位中的自然人承擔刑事責任外，還可通過單位犯罪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方式來實現。第36條還規定：“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犯罪分子，同時被判處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新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