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共同犯罪的處罰根據在各國的理論解說中雖有不同，但都無一例外的認識到：在共同犯罪的處罰根據上，當具備共同故意和共同犯罪人整體完備的行為時，即使單個共同犯罪人缺失犯罪構成要件意義上的行為，對行為人的歸責仍然有正當化的依據，那就是相互聯絡的共同犯罪故意。

在德國，根據行為支配理論，所有共同犯罪人均必須參與行為支配的實施;只有當每一個參與人依據共同的犯罪決意，以親自的和負完全責任的方式實現構成要件要素時，這一先決條件才會實現。不要求每個參與人實現所有的構成要件要素，因為基于共同的犯罪決意和在共同犯罪決意范圍內，他人的共同犯罪行為被視為每個參與人自己的行為.在德國刑法理論共同犯罪刑事責任的根據問題上，每個共同犯罪人實施的行為并不被在構成要件上作完整的要求，而是基于主觀上共同的犯罪決意，使他人的共同犯罪行為在法律上被視為每個參與人自己的行為，從而對共同犯罪決意范圍內的整體行為承擔責任。換句話說，因為共同犯罪中相互聯系的犯罪決意，他人的共同犯罪行為在法律上被擬制為行為人自己的行為。這樣，基于個人責任的基本原則，行為人就對共同犯罪的整體行為承擔全部責任。所以，對共同正犯的歸責原則是，在共同犯罪決意范圍內實施的所有犯罪行為的直接的彼此歸責。“共同正犯的必要的主觀部分是共同的行為決意。共犯行為的彼此歸責性僅由于該共同的行為決意而正當化

在日本的共同犯罪制度中，對于那些沒有參加實行行為，但在共同犯罪中主觀惡性強烈，并因之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如何處罰的問題，從日本學界中提倡的共同意思主體說可以窺其精神一斑。

根據大陸法系中共同犯罪人的分類理論，共同正犯是指兩個以上的人出于共同實行犯罪的意思(共同實行的意思)，共同實施實行行為(共同實行行為)。其意思是對于共同實行的犯罪，將全體共犯人都作為正犯追究其刑事責任。這樣在共同正犯中，對他人的分擔行為也要承擔責任，即只要實施了犯罪行為的一部分，對于由此而產生的罪結果就得承擔全部責任;簡單地說，就是“部分行為全部責任”的原則。共同正犯處罰原則的根據，是在共同實行的意思之下，共同人互相利用、補充他人的行為

日本的共同意思主體說依據共同正犯的概念和處罰原則認為，當全體共同人在實現犯罪的合意既“共謀”的基礎上，即使只有其中一部分人將共謀犯罪的意思付諸實施，也可以說是互相補充利用他人的行為實現了犯罪。在這種場合下，所有的共犯人都應當按照正犯處理，即“共謀共同正犯”。“就共同犯罪的一般規定和理論而言，共謀共同正犯客觀上共同犯罪的‘共同’行為，已經舍去了‘實行行為’形式上的特征，而采取‘對于犯罪的實現是否具有重要作用’的實質性的特征作具體的判斷

共同意思主體說強調共犯者的意思共同，而不要求實行行為共同，只要其中一人實施實行行為，就可以成立共謀共同正犯。而這一解說與日本刑法共同正犯的規定卻貌似不合。根據日本法律規定，構成共同正犯必須以兩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為條件。但共同意思主體說如此解說的深刻理由在于：共同犯罪中正因為意思共同，從而使共謀行為被視為整個共同犯罪行為的有機組成，而共同犯罪人對有機結合的整體行為之所以承擔責任的原因，也就是因共謀而彰顯的主觀惡性。所以，在這里強調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共同正犯必須有個人的實行行為是沒有必要的。“像以前指出的那樣，雖然單獨正犯的行為者必須是實行犯，是概念本身自明的;但是在共同正犯，卻不一定也這樣說。所以，僅可以說就其全體看，實行的存在上不可缺的，然而必須各人各自實施實行的動作，并非作為當然的理論而得出來

現代刑法中理論的變化和立法的設計總是對社會生活的回應，古已有之的共同犯罪卻隨著現代社會的變化而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法人化了。對待這種特殊犯罪的整個癥結的關鍵就是——尤其要打擊躲在幕后對抗社會，惡意深重而操縱犯罪實行之人。可以觀之，在共同犯罪中行為人被強化的主觀惡性和行為人反社會的危險人格，成為各國刑法理論解說和制度設計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