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罪就是通過謀騙或者詐取的方式騙取他人的財物，在我國詐騙罪中有一種形式叫做合同詐騙罪，那么在司法處理的過程中合同詐騙罪上訴狀怎么寫呢？請閱讀下面的文章進行詳情的了解吧。

合同詐騙罪上訴狀

上訴人：何某某，又名何某某，男，1956年10月15日出生，廣東省吳川市人，漢族，小學文化，農民，住吳川市梅錄街道何屋底村168號。因本案于2012年6月6日被吳川市公安局監視居住，于2013年12月20日被吳川市人民法院監視居住。

辯護人冼日生，廣東仁樂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冼瓊煒，廣東仁樂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何某某因涉嫌詐騙一案，不服吳川市人民法院(2013)湛吳法刑初字第158號刑事判決，現提出上訴。

上訴請求：

撤銷吳川市人民法院(2013)湛吳法刑初字第158號刑事判決(以下簡稱“原判決”)，改判宣告上訴人無罪。

上訴理由：

一、上訴人何某某無詐騙的主觀故意和行為，原判決忽略上訴人供述以及其他證人證言之間存在矛盾之處，主要憑上訴人何某某的供述認定其具有詐騙的主觀故意和行為是認定事實錯誤。

(一)、從主觀上看，何某某沒有非法占有為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為人意圖非法地改變公私財產的所有權。審判實踐中一般是根據現有證據對“非法占有目的”進行推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頒布的《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及2001年1月印發的《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也全面肯定了刑事推定在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認定中的運用。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不能過分強調何某某的訊問筆錄這一點，而應綜合考慮書證與其他證據，這樣才能排除因不確定因素導致冤假錯案的可能性。根據詐騙犯罪的特點，在訴訟證明和司法認定非法占有目的過程中，一般是根據行為人有無履約能力、行為人有無采取詐騙的行為手段、行為人有無履行協議的實際行動、行為人的履行態度是否積極等行為要素來認定。就本案來說，何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理由是：

1、何某某有履約能力。履約能力應當包括現實性和可能性兩種情況。何某某兒子何某某與李某某于2005年12月20日(2011年6月9日)簽訂《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約定“何某某全家同意”把110平方米宅基地轉讓給李某某。此契約完全可以履行，即何某某有履約能力，并且積極履行。

2、何某某無采取詐騙的行為手段。何某某向李某某提供的1989年12月25日由村長何某某代表吳川縣大山江鄉何屋底農工商合作社、何屋底村民委員會簽訂《補償住宅基地協議書》、2005年12月20日何某某與何某某簽訂《立斷賣宅基地契約》、何某某兒子何某某與李某某于2005年12月20日(2011年6月9日)簽訂《立斷賣宅基地契約》均是真實的，無虛構成份。

3、何某某的所作所為均證明其有追求李某某實現用地的意圖。一是倒簽轉讓日期是為了方便辦證。何某某兒子何某某與李某某本來于2011年6月9日簽訂《立斷賣宅基地契約》，卻將日期寫為2005年12月20日。其目的就是為了便于李某某辦理國有土地使用權登記。如何某某在公安補充偵查卷第10頁供述稱：“邱某某提出推前日期證明是歷史遺留問題，方便辦證”。此說法印證吳府函[2006]165號《關于同意完善歷史遺留用地手續和清理閑置土地的批復》的有關規定。二是提供空白證明、規劃申請書均是為李某某方便辦證。公安二卷第82頁《吳川市建設用地規劃申請書》、第86、87頁《同意征地證明》，這是何某某向李某某提供，何某某知道。其目的不但不是為了詐騙，反而是何某某方便李某某辦證的善意行為。

綜上所述，何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無詐騙的主觀故意。

(二)、從客觀方面看，何某某沒有實施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李某某財物的行為。

起訴書指控何某某、何某某虛構兩塊宅基地詐騙李某某466000元無事實依據。本案偵查證據顯示，涉案的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真正是于2005年12月20日所訂立，涉案的土地來源實真實，并無虛構情節。

1、涉案的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真正是于2005年12月20日所訂立，何某某供述稱其倒簽日期與事實不符。涉案何某某與何某某兒子何某某、何某某兒子何某某簽訂的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的簽訂時間，應以何某某的證言為準。因為何某某是該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簽訂主體之一，而何某某、何某某則不是該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簽訂主體，對于該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是何時簽訂這個問題，應當以何某某的證言為準。何某某證言：“……于2005年12月20日，我將我的三小塊地皮作如下處置：東面的一小塊留給我自己，中間的轉讓給何某某的兒子何某某，西面的轉讓給何某某的兒子何某某……在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上的賣宅基地人‘何某某’三個字都是我親筆簽名的……”由此可見，何某某在供述中所稱的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的署名時間并非如其供述中所稱的“我和何某某把簽訂《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的時間刻意推前到2005年12月20日”，而是該《立斷賣宅基地契約》是真正于2005年12月20日所訂立。所以，何某某并沒有虛構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的訂立時間。

2、涉案土地來源真實。涉案土地屬于何屋底村集體土地，1989年以抵債方式轉讓給何某某。如1989年12月25日由村長何某某代表吳川縣大山江鄉何屋底農工商合作社、何屋底村民委員會簽訂《補償住宅基地協議書》：“監于何屋氏宗族何屋村與康氏東海村于1989年為大鏡坡的地皮發生爭議糾紛，事拖多年未能平靜。為此，何屋底村民委員會決定向法提出起訴，因當時村里資金短缺，起訴不能正常運轉，特向屬何屋底村卅世宗族村民何某某借有人民幣壹萬元作起訴使用。經村委會研究決定，給何某某規劃位于上高坡宅基地一塊，面積330平方米，作為借錢補償使用，其四至是：何某某宅基地距離5米路;南村空地3米巷;西至村空地;北至15米路。此宅基地作為何某某永久使用。他人不得侵占。特立此據。注總長度為36.6米，南北長11米。”公安二卷54頁何某某陳述：“當時何某某借錢給村，也是為了村好，加上何某某也是村中村民。于是我就同意規劃一塊地給何某某。記得當時我寫了一份《補償住宅基地協議書》，協議書的內容大概就是由于村借何某某一萬元人民幣，因沒錢還，經村委會研究同意在上高坡新小學(即現在的沿江小學分校)門口對面的坡規劃一塊面積330平方米的坡地補償給何某某，從而抵消一萬元人民幣。我寫完《補償住宅基地協議書》，并蓋‘吳川縣大山江鄉何屋底農工商合作社章’后，我就將該協議書交給何某某。”何某某取得該土地后將其中的二塊分別轉讓給何某某之子何某某和何某某之子何某某，并簽訂了合同。2005年12月20日何某某分別與何某某、何某某簽訂的二份《立斷賣宅基地契約》。何某某、何某某受讓該土地后再轉讓給李某某并簽訂了轉讓契約。何某某兒子何某某、何某某兒子何某某分別與李某某于2005年12月20日(2011年6月9日)簽訂《立斷賣宅基地契約》。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毫無虛構成份。對此，湛吳公補偵字[2013]第00005號《補充偵查報告書》也確認：“經查證，地皮是何屋底村于1989年12月25日以補償的形式規劃給何某某，之后何某某將該地皮分為三小塊，并于2005年12月20日將其中的二小塊地皮，以每小塊16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分別轉讓給何某某的兒子何某某(筆誤，應是何某某)和何某某的兒子何某某(筆誤，應是何某某)，但該地皮無法辦證布建。”何某某的詢問筆錄、何某某詢問筆錄均可證實。

3、李某某的委托代理人邱某某和李某某均在涉案土地上勘察確認位置。本案證人邱某某是何屋底小學校長，大學文化。他既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又非常了解涉案土地性質和位置，而且是李某某的全權委托代理人。已給予其被代理人李某某充分的咨詢意見。如公安二卷28頁邱某某陳述：“當時李某某委托我與何某某、何某某二人面商量買這塊地時，我為了落實是否有這塊二塊地，我叫何某某、何某某二人帶我到現場看過這二塊地的具體位置，當時何某某、何某某二人帶我到沿江小學分校(即廬江小學)門口對面的地方，指著二塊地皮說，這二塊地皮就在這個位置。”

由此可見，被告何某某在轉讓土地給李某某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是真實無誤的，不存在實施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李某某財物的行為。至于不能即時登記辦理國有土地使用證，那是行政登記的問題，不屬于詐騙。因為任何一幅土地都存在實現登記辦證的可能性，只是辦理的手續簡易程度不同而已。

二、上訴人何某某與李某某的糾紛屬于民事糾紛，公訴機關作為刑事公訴案件起訴是錯誤的，原判決沒有糾正此問題是錯上加錯。

一方面，如上所述，何某某轉讓給李某某的土地雖屬于何某某名下，但實際上屬于何某某全家所有，該土地來源合法，其以233000元轉讓給李某某明顯低于當時市場價，這是充份考慮到登記辦理的難度而作出的讓步。李某某在委托代理人邱某某的幫助下，受讓該幅土地，是李某某真實意思表示。不應當因辦證難而認為何某某詐騙。現實中，這類土地轉讓辦證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果李某某認為土地轉讓契約無效則可通過訴訟，由人民法院確認為無效。而事實上，李某某于2012年9月28日已以何某某、何某某為被告向吳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建設用地使用權轉讓糾紛一案，案號為(2012)湛吳法塘民初字第32號。另一方面，何某某轉讓給何某某之子何某某的土地并簽訂合同，雖未付清轉讓款，但合同已成立生效，何某某和何某某一家享有合同項下的權利。根據《合同法》第七十九條“債權人可以將合同的權利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故何某某以何某某名義將合同項下的土地轉讓給李某某符合法律。因此，本案屬于民事糾紛。公訴機關作為刑事案件起訴追究何某某詐騙顯然錯誤。

三、公訴機關提供的指控何某某有罪證據均是言詞證據，證明效力低于書證和與書證相互印證的何某某、何某某等人證言。

公訴機關提供在偵查階段訊問何某某供述和辯解，以及詢問何某某等人、李某某、邱某某等人的陳述，均與本案有關的《補償住宅基地協議書》、《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等書證相佐，不能相互印證，而該書證與何某某、何志強、何某某、何某某等人的證言相互印證。因此，何某某供述和辯解，以及何某某等人等人的陳述虛假，不能證明何某某有罪;而《補償住宅基地協議書》、《立斷賣宅基地契約》等書證與何某某、何志強、何某某、何某某等人的證言相互印證，足以證明何某某無罪。

綜上所述，原判決認定何某某構成詐騙罪是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李某某借用刑事司法手段，來解決民事糾紛問題顯然誤是導司法機關，原判決沒有糾正是錯上加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有關規定，請求上級法院支持上訴人的上訴請求，依法改判，宣告何某某無罪!

此致

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

二0一四年六月日

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詐騙的情況大家要及時的報警，通過法律的途徑來保護自己。上面就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合同詐騙的上訴狀，如果大家還是不會書寫的話，歡迎你們找尋我們律霸的專業律師幫助您一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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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如何立案？ ?

合同詐騙罪該如何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