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兩種公共政策的劃分沒有實際意義。按照英國法官的理解，違背“基于普遍道德原則的”公共政策的情形僅包括那些在全球范圍內受到普遍譴責的犯罪，如恐怖主義、販毒、賣淫、搶劫銀行等，其他違法行為則被歸于“僅基于純國內考慮的”公共政策。然而在實踐中，上述違背“基于普遍道德原則的”公共政策的犯罪進入仲裁領域的情形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絕大多數案件實際上都只涉及“僅基于純國內考慮的”公共政策，其中也包括涉及賄賂的案件，它們必須符合“雙重不可執性行標準”才能被拒絕承認與執行。因而，在這一階段將公共政策做如此劃分似有畫蛇添足之嫌。第二，比起Lemenda案確立的合同履行地法原則，Westacre案所主張的合同準據法原則對于涉及賄賂的仲裁裁決的管制將大大放松。這是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合同準據法都是合同雙方意思自治的結果，出于規避合同履行地法的強制性法律或公共政策的目的，某些不法當事人可能會選擇對非法行為管制較松而又與合同并無多少實際聯系的國家或地區的法律作為合同準據法。特別是利用個人影響、政治游說等雖無明確的金錢交易的行為，雖然被普遍認為違背了商業道德，但至今在各國立法態度上尚未取得一致，不少當事人故意利用這種局面，選擇管制較松的國家的法律作為合同準據法，以達到其非法目的。顯然，按照Westacre案所主張的合同準據法原則，基于此類合同作出的仲裁裁決將很輕松地通過英國法院的審查，從而得到承認與執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如果英國法院不改變這一態度，英國很可能變成不法分子的避罪天堂。[42]（二）審查方式如果一項外國仲裁裁決被發現是基于包含有賄賂等非法行為的合同作出的，被申請承認與執行裁決的法院很可能會拒絕承認與執行這項裁決。但是，出于維護仲裁裁決終局性的目的，法院一般不會輕易接受當事人提出的審查裁決實體問題的請求。因此，法院應在何種條件下對仲裁庭作出的關于賄賂行為不存在、合同合法的裁決進行審查以及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進行這種審查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根據英國法院的實踐，在一方當事人提出基礎合同存在非法性的抗辯時，應該區分兩種情況，即基礎合同的違法性從裁決上看十分明顯，和基礎合同的違法性從裁決上看并不明顯這兩種情況進行處理。1.基礎合同的違法性從裁決上看十分明顯有時仲裁庭在裁決書中并未理會基礎合同違法性問題，而是徑自對爭議作出了最終裁決，可是從裁決書中對案件事實的敘述來看，違法性是很明顯的，比如Westacre案。在該案中，Jugoimport-SPDR在英國法院提出了拒絕承認與執行裁決的抗辯，其理由是：盡管裁決否認了合同中的行賄內容，但裁決本身的論證分析表明的確存在著使用個人影響的行為，因此違反了英國公共政策。有時仲裁庭考慮了基礎合同違法性問題，并且認為確有某種違法事實存在，但是仍然依據某種理由，比如根據合同準據法這種違法性并不成立，對爭議行使了管轄權并作出了裁決。Hilmarton案就屬于這一類。從這兩個案件的審理來看，英國法院都肯定了在基礎合同的違法性從裁決上看十分明顯的情況下，法院對仲裁庭所作的事實認定有重新審查的權力。如前說述，英國法院將按照Lemanda案所確立的原則對裁決進行審查并決定是否給予承認與執行。2.基礎合同的違法性從裁決上看并不明顯在基礎合同的違法性從裁決上看并不明顯的情況下，向法院提出抗辯的一方當事人必須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在Soleimany案中，英國法院采取了分兩步進行審查的辦法，一般稱之為“Soleimany方法”（Soleimanyapproach）。[43]根據這一方法，如果有初步表面證據（primafacieevidence）表明存在非法性，法院將對裁決的可靠性進行初步審查（preliminaryenquiry）。初步審查的主要方面包括：是否有相反的證據？仲裁員是否已經明確斷定合同并不是非法的，或者僅僅是合理推斷他得出了這一結論？是否有事實表明仲裁員對進行這一調查并不適格？裁決是否有可能是通過惡意或欺詐手段取得的等等。如果初步審查的結果表明裁決是可靠的，那么就應駁回當事人的抗辯；如果初步審查的結果表明裁決并不可靠，則法院將對非法性問題進行全面審查（fullscaleenquiry）。在全面審查階段，對裁決提出異議的當事人將被允許對仲裁員的事實認定提出異議，他們必須向法庭證明：盡管仲裁員已經作出了裁決，但基礎合同確實存在著非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據Westacre案中法官們的觀點，上面列舉的審查事項并非是窮盡的，而是例舉。所有的法官都承認，非法性的嚴重程度同樣是“Soleimany方法”的考察事項之一，盡管它并沒有被收錄在列舉事項中。這意味著，即使基礎合同被證實是非法的，無論是違反了履行地法還是準據法，只要法官認為其非法性程度還未達到應被拒絕承認與執行裁決的程度，就應該駁回當事人的抗辯。[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