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的受賄犯罪十分猖獗，大案、要案、窩案、串案層出不窮，犯罪手段不斷翻新，造成的社會影響也愈來愈大，究其原由，根本在于我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即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在這一社會變革過程中，體制不鍵全，社會控制力下降、市場經濟的負效應以及公共權力機能示弱等因素為受賄犯罪的滋生提供了發育的溫床。如今，受賄犯罪已發展成為社會公害，成為老百姓關注的熱點問題，如不有效加以遏制，必將影響黨群關系，影響黨的形象及政府的威信，甚至影響黨的執政地位，影響社會的長治久安，后果可謂不堪設想。在現行刑法中，我國確實對這一“頑癥”痛下“猛藥”，其法定最高刑更是直極刑，并處沒收財產，對犯罪分子的生命與財產進行“雙剝脫”，以圖腐敗分子能放棄犯罪念頭。然而，由于現行立法未能將這一良好的立法本意完全滲透到刑法分則中，如關于受賄罪的規定存在諸多紕漏，未能概全現實反受賄罪斗爭中的復雜情勢，從而導致了司法認定上的困難，以致于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國目前的反受賄斗爭遇到諸多不必要的困難。為完善我國反受賄罪的立法與體制，筆者欲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拙見。

一、完善受賄立法，嚴密刑事法網

現行刑法關于受賄罪的規定，分直接受賄罪和間接受賄罪兩種形式。直接受賄罪系《刑法》第385條第一款的規定，也是對受賄犯罪的一般規定，其內容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利益的，是受賄罪。”間接受賄行為則在《刑法》第388條中予以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從法條內容上看，現行刑法關于受賄的立法與79刑法相比，并無新意。確定的受賄行為特征未能有效應對已經變化的客觀復雜情勢，疏漏較多。為嚴密法網，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對法條作出修正。

（一）受賄主體。根據刑法規定，受賄罪的主體是利用現職的職務便利索賄或受賄的國家工作人員。這一規定導致了司法實踐中主體認定的困難。因為有些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益的行為與他收受賄賂的行為并不一定統一于“現職”這一時空，如在職時為他人謀利益，離職后再收取財物，或者在赴任新職前收取財物，就任新職后為他人謀利益，甚至有些國家工作人員在任職期間分文不收，在退休后才收取或索取賄物，這些情況導致了所任職務與收取賄賂兩者間的脫節，主體難以界定，證據不易把握，不利于打擊犯罪分子。同時，將犯罪主體單純地限定為國家工作人員，也讓有些犯罪分子有機可循。在實踐中，賄賂大都由家屬收取、保管，家屬這種行為在受賄立法中若不有所體現，許多犯罪分子便可將其受賄行為推給家屬，而自己佯裝不知，從而逃脫法律的懲處。雖然新近的司法解釋對此顯示了關注，但與實際形勢的要求還存在相當的差距。

（二）立法用語。現行刑法在界定受賄罪時所用詞匯極不科學，易讓人在理解時產生偏離立法原意的理解。

1、“利用”的主觀性。利者，利益；用者，使用。利用，即是為了利益而使用。“利用”充分包含了施動者強烈的主觀性、主動性、趨利性。“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充分體現了施動者的主觀企圖。受賄罪的本質在于對國家工作人員廉潔制度的侵犯，其判定標準在于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收取了賄賂，而不在于其是否有利用職務便利謀利的企圖。事實上，許多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務時，并沒有利用職務謀利的企圖，甚至就是按照規距辦事，卻獲得當事人的“報酬”。依“利用”之含義，這類情況便不應定為受賄罪，但它卻符合受賄罪的本質特征及成立標準。

2、“便利”的抽象性。“便利”，按常義理解，即某種職業、行為、事項等生成的附屬性利益。這一附屬性利益是基于它事物衍生出來的，并非它事物本身的內容，如巡邏中的交警有開公車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的便利，而自己去的地方未必是工作的需要，即不一定是工作的內容。所以，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不應包括國家工作人員正常履行職務的行為，而應僅指基于一定職務而派生出來的機會。這便造成了事實上界定哪些行為屬于正常職務行為哪些行為屬于職務派生出來的機會行為的困難？正如我們無法斷定公路上奔馳的交警巡邏車是交警在巡邏還是交警在用公車辦私事一樣。況且，職務是職權與職責的統一體，兩者相互依存而存在，我們該怎樣確定兩者間何為便利呢？如果職權是便利，那么職責是不是就是不便利呢？但因為職責事由而犯受賄罪的也不是不存在的。加之，由于體制上的原因，一定職務的實際權力要大于法定權力，實際權力與法定權力之間的差額，是否屬于“便利”？這些都因過于抽象而難以認定，有待于立法者進一步討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