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現行刑法對賄賂犯罪規定的不足制約了打擊該類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罰法規正當原則和現實執法情況為視角,分析了受賄犯罪規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國受賄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況下,應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香港、日本的法律為參考,借鑒其他國家、地區的刑法,以完善受賄罪立法。關鍵詞:反腐敗刑法受賄罪目前,我國正處于建國以來腐敗現象最嚴重的時期,也屬于世界上腐敗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甚至有學者說腐敗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污染”。[1]2003年12月10日,中國政府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上簽字;2005年10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決定,批準加入該《公約》;2006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全國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這都為遏制賄賂這一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創造了條件;而我國現行刑法對賄賂犯罪規定的不足客觀上制約了打擊該類犯罪的力度。本文將以賄賂犯罪中的受賄罪為切入點,以刑罰法規正當原則和現實執法情況為視角,分析受賄犯罪規定的缺失并提出完善的建議。一、從刑罰法規正當的原則看受賄罪規定的缺失刑罰法規正當的原則也被譯做刑罰法規適正的原則、[2]實體的正當程序原則、[3]刑罰法規內容妥當的原則。[4]該原則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原則之一,是二戰后日本法學界借鑒英美法系正當程序原則所提出的新的原則,其依據是日本憲法第31條的規定。①其內核是指刑罰法規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內容上也必須合理的原則,該原則要求對人權進行實質上的保障。刑罰法規正當的原則,可以分為刑罰法規內容正當的原則和明確性原則。刑罰法規內容正當的原則,首先要求禁止處罰不當罰的行為,對于刑罰法規中規定的犯罪和刑罰,也必須有關于該行為規定為犯罪的合理的根據。其次要求禁止殘虐的、不均衡的刑罰。[5]②所謂明確性原則,是指規定犯罪的法律條文必須清楚明確,使人能夠確切的了解違法行為的內容,準確的確定犯罪行為與非犯罪行為的范圍,以保障該規范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會成為該規范適用的對象。明確性原則要求對罪與非罪或加重處罰的規定必須明確。筆者認為我國關于受賄罪的規定,部分內容違背了刑罰法規正當的原則。例如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在這一規定中,受賄的行為方式包括兩種:一是索賄,二是收賄。收受賄賂,同時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構成受賄;但索賄的,構成受賄則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具有成為受賄罪構成要件的合理根據?我們來比較刑法第387條關于單位受賄罪的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是單位受賄罪。在這一規定中,無論是索賄,還是收賄,都要求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此外,還有情節嚴重”的限定。以上兩條刑法的規定中,同是索賄行為構成的受賄罪,前一條不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而后一條則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如果說這種差別是犯罪主體中個人和單位的本質差別,那么來比較刑法第163條第1款的規定: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是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在這一規定中,個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必須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如果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和受賄罪在構成要件上的差別,是第163條第1款所指的個人”概念和385條所指的個人”概念的內涵不同造成的差別,那么再來比較第163條第3款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兩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385條、第386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按照受賄罪定罪處罰。根據第163條第1款和第3款的規定,公司、企業中的準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無論是索賄,還是收賄,均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且必須數額較大”。討論到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同一部刑法中,對同一個罪名有兩種不同的構成要件。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