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賄罪中,根據行為人的身份的不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受賄行為。而實踐中想要對受賄罪進行認定,首先就要確定行為人的身份。那么受賄罪的認定方式是怎樣的呢?或許很多人對此都不太了解,接下來小編就來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一)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件的認定
本法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因此,這一規定包含了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可以成為受賄罪主體的內容。理由是:一是地位的形成,通常是職權孕育的結果,兩者互相依存;二是地位形成,往往與行為人擁有職權時間的長短、高低成正比;三是在一般情況下,職位的喪失并不直接影響行為人地位便利條件的消失。所以說,當國家工作人員離(退)休后,雖職權喪失了,但因原有職權而形成的地位便利條件,不會即刻消失。這就為該類人員變成受賄罪主體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司法實踐中處理此類案件時,要嚴格把握、注意以下問題:
1、已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只有利用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才能以受賄罪論處。因此,已離(退)休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受賄行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1)利用了本人原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2)這種便利條件,必須是通過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具體完成的。這種便利條件與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的便利條件,是相互包容的、依存的。
(3)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至于該利益是正當的,還是不正當的,以及是否真正謀取到了利益,均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4)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其中,所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的價值或使用價值,必須達到5千元起點。至于本人從中索取或非法收受到的財物,是否真正歸本人所有了,并不影響受賄行為的成立。
2、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不違背原職務的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均不宜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如系行為人違背原職務之行為,則不論何種原因受賄未遂,也應追究離(退)休人員的受賄責任。
3、請托人給予行為人的賄賂,應當是離(退)休人員所要求互相約定的財物。如有不同,行為人收受后,或請托人未按約定的期限給付行為人賄賂的,均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4、行為人在職期間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但未向請托人要求或約定賄賂,而請托人在行為人離(退)休后出于感謝給予財物的,一般該離(退)休人員不構成受賄罪。但是,如果行為人違背原職務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且明知請托人是因此而給予數額較大財物的,則不因為行為人的離、退休,而影響其構成受賄罪。
5、對于離、退休人員被重新聘用,并依法從事公務中而為的受賄行為,應按受賄罪論處。
6、對于在職時受賄,而離職后為請托人謀利,或者在職時為請托人謀利,而離職后索取、接受財物的,應按受賄罪論處。
(二)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前受賄條件的認定
根據本法第16i3條、本條、第386條和第388條規定,受賄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取得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取得現有職權之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具體來說:
1、要嚴格把握任職前與任職后的界限。即要以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起為標準區分。即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以前而為的受賄行為,屬于任職前的受賄行為;而行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包括當日)以后而為的受賄行為,屬于任職后的受賄行為。
2、是否依法追究行為人任職前而為的受賄行為,要嚴格把握,區別對待。關鍵是看受賄行為與行為人任職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聯系。如果存在,則應認定為受賄罪;如果不存在,則不宜按受賄罪論處。
(三)說明
1.本罪的犯罪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
這一點同于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本罪在主觀方面體現為故意。在客觀方面,則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關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問題在修訂后《刑法》公布后尚未作出新的司法解釋前,可參考“兩高”《關于執行(關于嚴懲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三條第二項的規定。
2.注意
索取他人財物的,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成受賄罪;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3.1988年《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三款規定
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受賄”、現《刑法》已將該內容收納為第三百八十五條,但將其主體限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司法實踐中,對經濟受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時,要注意正確界定回扣、手續費的概念。區別回扣與傭金、折扣、獎金的不同,在正確認定“違反國家規定”的問題。在實行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中,特別要注意區分受賄罪與非罪的界限,包括受賄行為與正常禮尚往來的界限,受賄行為與獲得合理報酬行為的界限,受賄罪與經濟上不正之風的界限,受賄罪與一般受賄行為的界限,盡量避免錯案的發生。
4.關于“預約受賄”問題
最高法院關于離退休人員事先約定以后收受財物仍以受賄定罪的規定,已經明確,可依此執行。
5.關于共同受賄的認定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規定: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6.混合主體能否構成共同受賄罪
所謂混合主體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與無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在身份犯諸如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中,主體必須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那么非國家工作人員例如國家工作人員的家屬所實施的行為能否構成受賄罪呢?回顧我國現有法律規定,在1997年新刑法修訂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于 1988年頒布了《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其中明文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共犯論處。”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顯然可以成為受賄罪的共犯。但是新刑法的修訂取消了此條,僅對共同貪污行為有所規定,而對混合主體的伙同受賄問題沒有涉及。基于此,許多同志對新刑法實施以后如何認定混合主體的共同受賄行為產生了模糊認識。筆者認為: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論以及遵循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國家工作人員伙同受賄的行為仍可以構成共同受賄罪。
本來受賄罪的主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但國家工作人員也要分離退休的國家工作人員與在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對于這兩種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在進行受賄行為時,對其的認定方式都是不同的。這點還望大家在學習研究的過程中能夠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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