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定:刑訊逼供罪其法定最高刑為3年。除非造成被害人傷殘(通常是指重傷)、死亡的,依據刑法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其追訴時效為5年。但從目前已經暴露出來的一些案件來看,當事人往往已經在監獄里呆了10年甚至更長時間。而在刑訊逼供行為在發生5年之后,就很難找到法律依據再追究當事者的刑事責任。目前刑法88條規定的兩條救濟途徑,也無法解決這一問題。這兩條一是對于司法機關已經立案查處的犯罪,不受上述訴訟時效的限制;二是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司法機關應當立案而沒有立案的,也不受上述訴訟時效的限制。這兩條規定,對于其它普通的刑事犯罪來說,是可以有效地發揮其功用的,但是對于刑訊逼供犯罪來說,這兩條規定,就失去了應有的實際意義。首先,在當事人還在監獄中服刑改造時,造成他們錯案的人,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因此而被刑事立案的;同樣,對于當事人可能有的控訴,沒有一個司法機關會認為這樣的控訴“應當立案”,對他們可能有的控訴不立案從來都是正當的。
可能有人會認為:事情已經經過10多年了,以前的罪行還有沒有追究的必要和可能。一些人認為,事過境遷,社會關系已經實現了某種新的平衡,現在再回頭追究責任,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同時,對于多年前發生的涉嫌犯罪的行為,調查取證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困難和障礙。怎樣看待這些問題?我們認為: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在法律層面上給予受害者一個救濟的途徑,而不能因為在實踐中操作有困難,而剝奪這種救濟的權利。同樣,出于“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則,對于那些因刑訊逼供而遭遇不公的受害者來說,他們本應與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一樣,享有正當的申訴和控訴的權利,以及因此引起的將被控告者繩之以法的權利。這些權利至少在目前來說,沒有有效地得到保護并實現。
當前,“國家保護和尊重人權”已經被寫進了憲法。對于佘*林等案件的受害者來說,案件真相大白已喜出望外,得到國家賠償雖然是應有之意,但已經是夫復何求。追究那些造成錯案的人的相關責任,可能并不是他們所關注的。但是,對于立法和司法工作者來說,尋求法律對每一個公民的正當保護,讓每一個公民受到法律的平等對待正是我們的歷史使命。刑訊逼供犯罪的追訴時效問題,在面對司法實務時,暴露出了有關法律規定的空白,本文討論的問題,亟待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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