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訊逼供罪的前提

解釋刑訊逼供罪，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常被忽視：在何種情況下才有刑訊逼供罪之發生?

按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的規定，刑訊逼供罪的對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沒有這一前提，也就沒有刑訊逼供罪。從刑法意義上探討，從本質上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一種身份，即特定的個人要素。也就是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是作為犯罪構成要件。

任何身份都產生于一定的法律關系，并顯示著主體在該法律關系中的特殊地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這一身份即是基于刑事訴訟法律關系而產生。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這樣的稱呼，只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才有意義。因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這一身份，產生于刑事訴訟過程中，是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主體。進一步講，由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刑事訴訟辯護職能的承擔者，具有完全獨立的訴訟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訴訟的方向和結局，他們更是刑事訴訟主體。因此，刑訊逼供罪只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才有可能發生。換言之，刑事訴訟就是刑訊逼供罪的前提。

案例一：某鐵礦職工閻某、郭某兩家發生民事糾紛，保衛科進行調解。保衛科長許某認為閻家的放羊員朱某不老實，便帶朱到保衛科。許某用皮帶在朱某身上亂抽，致朱昏迷。案發后，檢察機關以刑訊逼供罪對許某立案偵查。

案例二：某煤礦的林某、嚴某酒后敲打段某家門，并隨手打碎了窗上一塊玻璃。雙方發生口角。煤礦保衛科聞訊即將林、嚴兩人帶到值班室。因林、嚴兩人不承認打碎玻璃，保衛科干事張某、何某等7人對林、嚴兩人進行毆打，致林某死亡。案發后，檢察機關以刑訊逼供罪對張某、何某立案偵查。

從刑事訴訟是刑訊逼供罪的前提來看，前述兩案定性皆不準確。刑事訴訟是刑訊逼供罪的前提這一原則可以導出以下兩個推論：(1)在調解民事糾紛過程中發生的傷害行為，不應定為刑訊逼供罪。(2)在處理治安案件中發生的傷害行為，不應定為刑訊逼供罪。

必須明確，并非在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上都可發生刑訊逼供罪。這里，筆者從刑事訴訟目的來探討這一問題。關于刑事訴訟的目的，法學界普遍認為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然而，必須先發現并確認犯罪，然后才談得上對犯罪的懲罰。更為重要的是，從本質上說，訴訟程序的使命就在于有效查明事實，恰當地適用法律。刑事訴訟法作為程序法，它不應包含有任何懲罰的意味，這也是法制走向文明的重要表現之一。顯而易見，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從偵查到審判的一般過程也就是發現并確認犯罪的過程，也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才有逼供的可能及需要。從現實意義上講，逼供的目的就在于發現或確認犯罪。因而，在這個過程中才有可能發生刑訊逼供行為。由此得出結論：以發現和確認犯罪為目的、從偵查到審判的刑事訴訟過程，為刑訊逼供罪之發生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