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證據若干規則內容有哪些？

尊重證據規則

其一，充分尊重體現證據運用的一般規律以及“控辯型”訴訟的要求的證據規則。可以說，由于我國刑事訴訟向控辯型轉化，國外的上述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和經驗確證所認可的證據規則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義上可以被借鑒。而且這些規則的基本內容不僅反映對抗制訴訟的要求，也體現了發現客觀真實的一般規律，其中一些內容，實際上在我們過去的訴訟實踐中已經確認或在我們的證據法理論上已經認可，如證據應當有相關性、口供應當補強、對通過嚴重違法所獲取的人證(被告口供、被害人陳述以及證人證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過由于訴訟制度的變革，需要將一些法律規范和一些實際做法上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法律規則，同時應當適應制度的變化改變證據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并確立某些新的規則。

運用條件和環境的特殊性

其二，注意中國刑事訴訟制度及其運用條件和環境的特殊性，對證據規則作出既反映訴訟規律又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界定。這里尤其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中國庭審方式并非典型的對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較大程度法官職權運用。由于法官積極運用職權查明案情，對證據規則的要求應當較之英美等國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如相關性規則，不需要如英美那樣對相關性(如品格證據的相關性)限制嚴格。同時，還要考慮到，刑事訴訟制度中存在一些特有的做法，這些東西既不存在于當事人主義訴訟，也不存在現代于職權主義訴訟中。如被告不享有沉默權而負有供述義務，那么在證據規則上對口供自愿性的要求與國外應有較大區別，否則將和法定訴訟制度與證據制度相沖 突。 　　二是刑事訴訟制度運用的客觀條件和環境尚待優化，過分嚴格的規則。要求實際上將難以執行，如果強求確立和執行，將會損害刑事訴訟制度運行的整體效益。例如，在我國由于證人補助、證人保障、作證文化等方面的不足，國外十分強調的禁止不能當庭質詢的傳聞證據運用的規則，在應有更大的靈活性，因為沒有這種靈活性，將使許多案件實際上無法審理。

法律依據

其三，證據規則的確立在中國刑訴制度中應當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如果某些做法被司法實踐所普遍認可，在法理上又確能成立，也可以被確立為證據規則要求證據規則有法律依據，是因為是實行制定法制度的國家，不承認判例的法律約束力，也不承認法官的選法功能。任何主要的證據規則必須在法律上有直接或比較直接的依據，否則缺乏充分的實施效力。對證據規則具體內容的確定也應注意其法律依據。

新刑訴法完善了證據的概念和種類

1、修改了證據的概念。舊法將證據定義為“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新法將證據概念修改為“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后者比前者少了“真實”二字,并將“事實”替換為“材料”。相比而言,舊概念較注重客觀真實,而新概念不僅注重客觀真實,更加注重法律真實。證據是證明信息與證明載體的有機統一,舊概念將證據也視為“事實”,容易與作為證明對象的“案件事實”相混淆,新概念用“材料”來定義證據,更準確也更客觀。也更能提示證據內容真實,來源及形式合法的要求。

2、調整了證據的種類。在舊法規定七種法定證據種類的基礎上,新法將舊法的“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增加了“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以及“電子數據”等法定證據種類。

(1)新刑訴法將舊法規定的“鑒定結論”,調整為“鑒定意見”,僅有兩字之差,但意義重大。這要求我們在辦案中要克服迷信心理、強化證據審查意識,對鑒定材料形式和內容的合法性一并進行審查。鑒定過程和鑒定意見既科學又合法的鑒定材料方可作為審查逮捕的依據。

(2)由于舊法未規定辨認筆錄屬于何種證據種類,在此前的審查逮捕工作中,我們把辨認筆錄作為書證予以審查。新刑訴法明確其獨立的法定證據種類的地位后,我們不僅要審查其內容是否合法,也要審查其制作途徑和制作形式是否合法,包括審查辨認筆錄上是否有兩名辦案人及一名見證人簽字,犯罪嫌疑人本人是否簽字。作為審查辨認筆錄客觀性的依據,可以要求公安機關在帶領犯罪嫌疑人指認現場,指認同案犯時予以同步錄音錄像并隨卷一并提請批準逮捕。

(3)“電子數據”作為證據使用時,應當附有關于制作過程的文字說明及關于其來源的說明,并由制作人簽名或者蓋章。在審查此類證據時要注重審查其時間是否連續,內容有無刪節。對于時間連續,內容客觀完整,由偵查人員或者行政執法人員依法制作的電子材料方可作為定案根據。

綜合上面所說的，在任何一件案件里，都必須要有和本案相對應的證據，法院判決的最后結果，都是以證據的真實性來進行判決，有了證據才會有說服力，這也體現了法律在我們每一個公民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只有證據在我們面前才能讓一個犯罪人員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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