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成為罪犯，并不是因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處于一定的物質和社會條件之下，罪惡的種子得以在這種條件下發芽、生長。因此，在探討跨境經濟犯罪的原因時，應該與特定的政治、經濟形勢和法律環境結合起來，以便能夠從多角度、全方位把握跨境經濟犯罪。

1、區際間的特殊地理環境成了跨境經濟犯罪的“天然通道”

以東盟為例，東盟10國中，越南、老撾、緬甸三國與中國陸地直接接壤，而菲律賓、印尼、文萊三國也是與中國隔海相望，這一特殊的地理優勢促進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濟貿易發展。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利用這一特殊的地理環境，在國境邊甚至是跨越國境從事洗錢、貪污賄賂、經濟詐騙、走私等經濟違法犯罪活動。

廣西憑祥市是我國通往越南和東南亞最便捷的陸路通道，該市有中越邊境線長97公里。由于中越邊境很多地方無天然屏障，除一些邊民集市點和出入境口岸外，其余邊境線幾乎處于“有邊無防”的狀態，一些越方人員可通過“便道”自由出入中國境內。云南省“地下錢莊”主要分布在臨滄、德宏、西雙版納與緬甸、老撾接壤的邊境一線，業務主要以非法買賣外匯、轉賬、匯兌和非法吸存、非法放貸為主。在發展初期，主要是在邊境地區進行小額流通貨幣的兌換。而后經營的幣種越來越多，所涉的范圍越來越大，資金雄厚，匯兌極廣。據有關部門調查，1998年7月至1999年10月，瑞麗“地下錢莊”匯兌交易金額為人民幣3.8億、緬幣8.8億、美元600萬元、港幣3.4億。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區際間的特殊地理“優勢”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甚至是愈演愈烈，嚴重擾亂了邊境地區的正常經濟秩序，影響雙邊經濟貿易的正常交往。

2、區際間發展的差距成為跨國經濟犯罪發展的催化劑

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歷史等諸多因素的作用，國際社會構成一個動態世界，全球發展的非均衡態帶來諸多問題。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就可分為經濟高度發達的發達國家、經濟剛剛進入迅速發展期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十分落后的窮國，而且，這種經濟發展的差距日益加大。

根據目前資料分析，跨國經濟犯罪尤其集中于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因為：

第一，跨境犯罪分子為了攫取非法利益，總是更多地醉心于在財富集中的地區進行活動。發達國家和發展快速的發展中國家集中了大量的財富，犯罪可以獲取高額利潤的機會更多。

第二，財物的流動速度與范圍同犯罪的增減呈正比關系。就跨境經濟犯罪而言，財物的跨國流動的機會、速度、頻率的增加或多或少都存在著空隙和漏洞，這些便給了犯罪分子鉆營的機會，也是犯罪分子為實現非法利益所夢寐以求的。

3、區際間法律制度的差異使跨境經濟犯罪分子有機可乘

應該說，國家之間法律制度的差異給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逃避法律制裁，甚至是繼續進行犯罪活動的機會。之所以會出現各國間法律制度的極大差異，是因為各國的傳統習俗、文化背景、價值觀念和國家體制等有較大不同。例如，“洗錢”行為在西方國家被公認為是犯罪，但有不少國家并不將此類行為在刑法上規定為犯罪，對獎金的來源不予過問，甚至對此類資金明知存在問題，也持歡迎態度。又如，有的國家將跨國詐騙犯罪僅視為民事行為;對同一犯罪，不同國家的處罰標準有時也懸殊較大。

就跨國犯罪對策直接關聯的刑事法律規范來看，這種差別主要有：

第一，各國刑法規定中，對某些行為規定犯罪或不規定犯罪不一，對于同一行為，有的國家因諸多因素的影響可以規定為犯罪，而在有的國家只認為是一種普通的民事債權或其他的一般違法行為。

第二，對同一行為各國法律規定不同的罪名。罪名的差異意味著法律規定的內涵不一，處罰不一，造成犯罪分子選擇機會的增多。

第三，同一行為，即便法律規定均構成犯罪，但各國法律規定的法定刑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如走私、詐騙等犯罪，不同國家的法律處罰標準都區別極大。因此，國際上職業犯罪分子深諳各國間法律之差異，從而有效地規避各國法律之嚴刑峻法，最大限度地逃避法律制裁。

4、腐敗現象的廣泛存在間接的成為跨境經濟犯罪的“護身符”

腐敗有行賄、受賄和貪污等多種形式，它可以超越國界，而行賄、受賄和貪污等本身又是經濟犯罪的表現形式。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腐敗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跨國有組織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扮演著幫兇的角色。這主要表現在：跨國犯罪集團為了實施犯罪，要多方面牢固地與國家和地方政權中的某些腐敗官員相互勾結、互惠共生、結為一體。跨國犯罪分子還時常利用非法獲得的巨款通過政治捐款或直接行賄，收買腐蝕政府和司法官員，這就使得對他們的打擊往往效果不大，使得跨國犯罪分子的勢力范圍和活動能力愈來愈大，更加膽大妄為。還需說明的是，當今許多發達國家的反腐敗成效比較顯著，而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社會正處于變革時期，貪污和轉移資產等就相對較為容易。因此，當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官員腐敗呈大幅增加的趨勢，采取嚴厲、有效的反腐措施，就成為這些國家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