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以確定對犯罪人是否適用罰金刑應遵循的原則

我國刑法適用罰金刑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對單位判處罰金;

二是“判處、、或者罰金”;

三是“并處或單處罰金”;

四是“并處罰金”。

上述四種不同的表述，規定了不同的罰金刑的適用對象。凡是將“判處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和“并處或單處罰金”作為法定刑的犯罪均是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較輕的犯罪，把“并處罰金”作為法定刑的犯罪大多是經濟犯罪、貪利性犯罪或處刑較重的犯罪。

基于此，對某一犯罪是否適用罰金刑，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對某一犯罪是否應單獨用罰金刑;其二，對某一犯罪是否應并處罰金刑。

(1)對某一犯罪是否應單獨適用罰金刑，主要依據犯罪人犯罪情節的輕重及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大小來確定，只有犯罪人的犯罪情節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的情況下，才能單獨適用罰金刑。這是因為：第一，罰金刑相對于自由刑和生命刑來說是一種較為輕緩的刑罰，對犯罪情節較輕的人適用罰金刑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原則。而且對性質較輕的犯罪適用罰金刑，不會過分影響犯罪人的名聲，也有象自由刑的執行那樣給犯罪人留下污點而影響其下常的家庭生活和社會關系，有得犯罪人的改造。第二，罰金刑畢竟是一種較為輕緩的刑罰，它是以剝奪犯罪人一定數額的金錢為內容的刑罰方法對犯罪人不予關押，因此“罰金刑不象自由刑那樣具有積極的教化改善功能，而只有消極的鎮壓作用所以知決定對犯罪人單獨適用罰金刑時，還應該考慮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罪的可能性。如果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較大，單獨適用罰金刑很難達到制止犯罪、改造犯罪人的目的，所以對這類犯罪人不能單獨適用罰金刑。

(2)對于某一犯罪是否需要并處罰金刑，主要看犯罪人所犯之罪是否明顯帶有金錢企圖并由此獲利，對明顯帶有金錢企圖并由此獲利的犯罪就并處罰金刑。一般來說，這類犯罪都是貪利性的的犯罪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等與財產有關的犯罪，其犯罪的動機大都在于牟取非法暴利。對這類犯罪并處罰金刑，依法給犯罪人經濟上的懲罰，能夠削弱犯罪人的經濟條件，剝奪其再犯罪的能力;而且對于社會上可能實施這類犯罪的人來說，可使其認識到實施經濟犯罪可能會暫時得到好處，但最終會化為烏有，促使其及早醒悟，消除經濟犯罪的意念，不去觸犯法律，從而預防犯罪。

2、確定罰金刑數額應遵循的原則

罰金刑數的裁量，是指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在對犯罪人確定適用罰金刑后，宣告對其判處多少數額罰金的裁判過程。確定罰金刑數額應遵循的原則，就是裁量罰金刑數額的依據。

對于這一原則，世界各國刑法的規定有所不同，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情況：

(1)“以犯罪人的犯罪情節”為依據確定罰金刑的數額。也就是以犯罪人的行為和犯罪人的罪責為根據來確定罰金刑的數額。一般來說，情節較輕的犯罪判處罰金的數額就少一些，相反，情節較重的犯罪判處罰金的數額就多一些。

(2)“以犯罪人的經濟狀況”為根據確定罰金刑的數額。即決定罰金的數額以犯罪人支付罰金的能力大小為依據，不考慮或忽視犯罪情節本身。例如：《巴西刑法》第43條明確規定：“法官在確定罰金刑時，應首先考慮犯人的經濟情況。附款：雖判處最大限度的罰金，但如果法官認為罰金對犯人的經濟狀況仍是微不足道的，罰金可以增加2倍。”

(3)“以犯罪情節為主、同時參酌犯罪人的經濟狀況”來確定罰金刑的數額。也就是說在裁量罰金刑的數額時，首先應該考慮犯罪情節的輕重，其次才兼顧犯罪人支付罰金的能力即犯罪人的經濟狀況。例如蒙古人民共和國、西班牙等國均采用這一原則。我國刑法第52條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刑的數額。”這一條文雖未規定在確定罰金刑數額時可參照犯罪人支付罰金的能力，但并不能說明我國罰金刑數額的裁量原則就是“以犯罪人的犯罪情節”為根據。因為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已明確指出：“人民法院慶當根據犯罪情節，如違法所得、造成損失的大小等，并綜合考慮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能力，依法判處罰金。”這一是對刑法中罰金刑數額裁量原則的補充。

上述規定表明我國在司法實踐中采用的是“以犯罪情節為主，同時參酌犯罪人支付罰金的能力”確定罰金刑數額的裁量原則。應該說，這一原則的確立是較為合理和科學的。理由如下：

第一，它符合刑法中罪刑相適應的原則。馬克思說過：“如果犯罪的概念要有懲罰，那么實際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懲罰尺度，實際的罪行是有界限的。因此，就是為了使懲罰成為實際的，懲罰也應該有界限。”懲罰尺度以罪行的輕重來確定，而罰金刑尺度的標志是罰金的數額。罰金的數額主要取決于犯罪情節的輕重，重罪重判，輕罪輕判，這是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在罰金刑適用上的具體表現，因此，確定罰金刑的數額應以犯罪情節為主要依據。但是罰金刑畢竟不同于自由刑和生命刑，自由和生命人人生而有之，而金錢則不然，富者腰纏萬貫，窮者一貧如洗，由于犯罪人經濟狀況的極大不同，同等數額的罰金給予他們的刑罰感受性也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在判處罰金刑時，應對犯罪人的經濟狀況作適當的考慮，以縮小這種差別，使罪犯對刑罰的實際感受與罪刑的輕重相適應，從而真正實現罰金刑的罪刑相適應。

第二，它符合我國量刑原則的要求。我國刑法第61條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這是我國刑法規定的刑罰的裁量原則。罰金刑作為刑罰方法的一種，在裁量時也應該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進行，以犯罪情節的輕重為主要的裁量依據。而且，犯罪情節是一個既定的事實，具有客觀性，不隨司法人員的主觀看法而改變，所以，以“犯罪人的犯罪情節”為主要依據裁量罰金刑的數額，可以避免法官的主觀擅斷。如果忽視犯罪人的犯罪情節，單純地看犯罪人的經濟狀況，就會使刑罰的裁量喪失客觀的標準，從面也難以做出罪責刑相適應的判決。

第三，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和消滅犯罪。我國在司法實踐中確立的“以犯罪情節為主，同時參酌犯罪人的支付罰金的能力”的罰金刑數額的裁量原則，有利于刑罰目的的實現。**利亞說過：“只要刑罰的惡果大于犯罪所帶來的好處，刑罰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這種大于好處的惡果中，應該包含的，一是刑罰的堅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喪失。”

這段話可以看出，刑罰目的的實現在于刑罰帶來的惡果應大于犯罪所帶來的好處。就罰金刑來說，如果不考慮犯罪人支付罰金的能力，對犯罪人判處的罰金數額低于其承受能力，就不會使犯罪人感受到刑罰的懲治和痛苦，這樣刑罰并沒有給犯罪人帶來較為嚴厲的不利的后果，也就不會對犯罪人產生震懾作用，因而就得不到預防犯罪、消滅犯罪的目的。相反，對犯罪人判處的罰金超過其承受能力，就會導致刑罰不能執行，影響判決的嚴肅性，從而損害法律的尊嚴，而且還會使犯罪人產生抗拒心理，不僅影響到罪犯的改造，而且可能導致新的犯罪產生。因此，在量定罰金刑時，參考犯罪人支付罰金的能力，根據貧富不同而對罰金數額有所區別，才能使犯罪產生同等刑罰之感受性，達到犯罪預防的效果，實現刑罰的目的。

第四，量定罰金刑時，參考犯罪分子的經濟狀況，不會導致量刑的不平等。因為罰金刑的特點在于不具備人身性，對于支付罰金能力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懲罰效果。例如：判處10000元的罰金，對腰纏萬貫的富人，就象九牛失一毛，絲毫不影響其正常的生活，而對于一貧如洗的窮人來說，則可能意味著傾家蕩產和負債累累。因此，對犯同一罪判處同等數額的罰金，從形式上看是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實際上對經濟狀況不同的人卻產生了大相徑庭的懲罰效果，導致了刑罰適用上的不平等。而“以犯罪人犯罪情節為主，同時參酌犯罪人支付罰金的能力”來確定罰金刑的數額，既考慮了犯罪情節這一客觀的量刑情節，又針對罰金刑的特點考慮到了貧富不同的人對罰金刑感受的懸殊，可以避免上述矛盾的產生，做到了實質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