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訴訟，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加害他人，惡意啟動一個沒有合理根據(jù)的訴訟或在訴訟過程中濫用訴訟權利，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違法行為。惡意訴訟本質(zhì)系一種侵權行為，判斷是否得以支持基于惡意訴訟而產(chǎn)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將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正確行使訴訟權利的法律要求作為評斷與認定的依據(jù)。本案爭議焦點為被告此前的幾次起訴行為及財產(chǎn)保全申請行為是否存在惡意;如存在，如何確定原告合理損失范圍。

(一)惡意訴訟的基本樣態(tài)

惡意訴訟是法律正向建構與民眾反向利用漫長博弈的必然表象。[1]司法實踐中惡意訴訟現(xiàn)象光怪陸離，經(jīng)梳理，可主要歸納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虛構事實型，即指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偽造證據(jù)等手段滿足民事訴訟程序啟動的形式要件，并利用司法裁判達到損害相對人利益的目的;二是重復訴訟型，即指行為人就同一訴訟標的多次提起訴訟，使相對人陷入訟累;三是惡意串通型，指行為人之間惡意串通，虛構民事法律關系或事實，通過符合訴訟程序的形式使法院作出錯誤裁判，從而謀取實體或程序上非法利益;四是濫用程序權利型，是指行為人在訴訟過程中惡意行使程序權利，以侵害相對人利益。本案系涉及多重類型之惡意訴訟典型案例。

惡意訴訟對他人合法權益造成損失，嚴重損害司法權威與秩序，給社會誠信帶來巨大負面影響。我國新《民事訴訟法》對惡意訴訟予以專門規(guī)制，初步形成了惡意訴訟的程序法體系。第十三條新增誠實信用原則，第一百一十二條規(guī)定“當事人之間惡意串通，企圖通過訴訟、調(diào)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請求，并根據(jù)情節(jié)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一百一十三條規(guī)定“被執(zhí)行人與他人惡意串通，通過訴訟、仲裁、調(diào)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jù)情節(jié)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上述法規(guī)仍然較為原則，具體甄別與判斷依舊留待司法實踐解決，于打擊惡意訴訟的同時，避免對當事人訴訟權利造成損害。

(二)惡意訴訟之“惡意”判斷標準

對于“惡意”之認定是惡意訴訟判斷標準中最為關鍵的要件，應遵循主客觀相結合的原則。首先，惡意訴訟中的惡意是指故意心態(tài)中之惡劣者，含有明顯的加害性追求。[2]“惡意”是對于主觀動機的描述，表現(xiàn)為“明知而故意為之”，當事人明知其訴訟行為不具有正當性，卻利用訴訟活動達到訴訟之外的不正當目的。惡意并不等同于故意，故意是從行為結果的意思出發(fā)認定主觀狀態(tài)的可歸責性，而惡意還包含了對行為本身目的之評價。可見，惡意的內(nèi)涵范圍上寬于故意;惡意必須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于損害結果持積極追求的態(tài)度，而非僅放任的間接故意。有觀點認為重大過失亦應包括在內(nèi)。[3]筆者認為在過失的主觀心理中，不管是何種程度的過失，行為人不希望亦不放任損害結果的發(fā)生，顯與惡意的加害性積極追求不符，因此，過失行為不能構成惡意訴訟。

然而，實踐中惡意訴訟行為目的具有復雜性與混合性，在惡意中抑或夾雜著善意的動機，難以嚴格區(qū)分，給惡意訴訟的認定造成困難。筆者認為解決此類問題，可以借鑒美國侵權法的首要原則，[4]即某具體非法目的在行為人決定訴訟的過程中起到了更為實質(zhì)必要的作用，則該非法目的就是首要的，行為人在主觀上構成了惡意;如是合法性目的起到更為實質(zhì)性作用，則不構成惡意。

其次，惡意訴訟要求客觀上訴訟行為具有違法性，即沒有正當理由和事實根據(jù)，向法院提起訴訟或濫用訴訟權利，違反程序性或實體性規(guī)定。惡意畢竟只是主觀動機，實踐中無法直接窺探行為人內(nèi)心狀態(tài)。且行為人之訴訟行為雖然形式上滿足法律賦予的權利和訴訟程序要件，但本質(zhì)上是將惡意通過訴訟方式披上“合法化”外衣，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因此，通常可根據(jù)外在訴訟行為判斷行為人是否存在“惡意”，例如是否存在偽造證據(jù)、惡意串通、歪曲法律、誘使證人作偽證等情節(jié)。司法審查的重點環(huán)節(jié)既包括程序性請求，如起訴、保全申請、延期申請、程序異議等，亦包括實體性問題，如證據(jù)三性、基礎法律關系真實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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