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全國土地實行兩種所有制：一為國有制(城市土地屬于全民所有)，二為集體所有(農村和城市近郊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農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屬于集體所有)。

②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土地實行征用。國家建設所征用的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用地單位只有使用權。

③被征用土地的補償共分三項：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償費與土地附屬物及青苗補償費。

該法規定：土地補償費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3—6倍;安置補償費是“被征用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2—3倍;土地附屬物及青苗補償費，由各省市自行規定。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補償的基數是按“前三年平均農產值”來確定的，這意味著原土地所有者與使用者不能參與該土地非農使用“增值”的分配，換句話說，土地轉入工商資本使用的巨大增值部分，只能為“國家所有”或“資本”所有。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規定土地補償的上限，而非確定補償的最低下限。按此法律規定，全部補償費不得超過“被征用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10倍”。該法第29條規定“若按前規定支付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償費，尚不能使農民保有原生活水平的，經省市自治區批準，可增加安置補償費，但兩項總和不得超過前三年平均農產值的20倍”。至于這筆補償費在“村集體、失地農戶與勞動力安置單位”三者之間的再分配，各地情況不一，難以概述。考慮到中國首條高速公路建設啟動于1984年，該法的立法意圖便顯現出來：為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及大規模基礎設建設提供廉價的土地。此一農地征用補償制度，對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這突出表現為以“物”為中心的城市化。

農地征用補償制度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諸多的益處。農地征用補償制度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持續高速推進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主要表現在被征用土地的四類用途和不同的租金政策及經濟社會效果。有學者估計，中國改革開放后的30余年間，全國被國家征用的農地超過1億畝，另有1億余畝用于“退耕還林、還湖、還草”。被征土地一般分為四類用途：一是基礎設施建設用地(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等)，一是公共建設設施(政府大樓、城市廣場、綠化帶、學校、醫院等)，一類是工業批租，最后一類是商業批租(包括商業用地和商品房建設用地)。

按其相關政策規定：工業批租的租期為50年，商業批租70年。各地各級政府為追求GDP的增長率與擴大地方財政收入(土地出讓金一般列入土地財政收入)。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各級政府競相展開招商引資的競爭，使用的手段也大體相同：競相壓低土地批租價格，凡不具備這項優勢的市、縣、鄉鎮，常常取消土地租金。這樣，在中國制造的各類工業產品中，幾乎不含地租。按古典經濟學的說法，商品的價值主要由地租、勞動與利息構成。幾乎不含地租的中國制造，因促使中國商品具有極強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從而促使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大規模的向中國土地轉移，從而使長期沉淀在農村與農業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的轉移提供了不斷增長的空間。在2003年到2005年之間，中國傳統部門的勞動力向新興產業部門的轉移進入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一個顯著的標志是自2003年后，曾長期維持在低水平上的“農民工薪酬”突然出現上漲，此后10余年間，逐漸上升。至2014年，全國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已達2600元人民幣。

土地批租與劉易斯拐點所蘊含的經濟政治意義。目前，中國的所謂“資本”，按其所有權不同大體分為三類：國有資本、民資與外資。這三項資本所需土地都是各級政府控制的國有土地(政府將征用的集體農地轉變為國有土地)，這就是說“資本”只能通過“土地批租”的形式從政府取得土地，確切地說租賃土地，這使得隨私人資本不斷擴大而成長起來的私人資本集團(或稱資產階級)與政府(政權)的實際關系變得微妙而復雜起來。國內外政治自由主義者，一再預言的“民主政治變革”沒有在中國出現，我認為，這或可從中國的土地制度安排中得到說明。當然，直接征用土地的是各級地方政府。原來的“資本”與“地權”的矛盾，如今轉變為失地農民與地方政府的矛盾。

對于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國家的經濟而言，劉易斯拐點的最重要意義在于它極大緩解了緊張的勞資關系。在劉易斯拐點前階段，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而使勞動一方的“市場談判”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長期處于低薪、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惡劣的狀態。中國2003年越過“劉易斯拐點”之后，資方為了穩定勞動用工，尤其防止技術人員的流失，而對勞方的要求作出妥協，或主動提高工資與其他各種福利待遇，目前勞資沖突主要發生在拖欠工資的場合，且主要發生在建筑行業。

與此同時，農地征用補償制度也產生了一些社會問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大量低補償地征用農民的承包地，早已成為各地農民群體性抗議事件的主因。被征用土地的批租，也存在大量不透明現象，這已成為地方官員腐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確，農地非農使用而形成的巨大“土地增值”，如何合理分配早已成為一個極大的經濟——社會問題。中國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原因繁多，但中國1987年確定的土地征用、補償、出讓制度確實是推動分化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大量揭露的官員腐敗案來看，其巨額資產主要來源于土地的批租或出讓。從90年代初到本世紀初，中國的首富階層大多是房地產開發商，這與廉價的土地密切相關，至于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只能進入“農民工階層”。

至于“以物為中心的城市化”，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長期滯后于工業化。這與其他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長期滯后于城市化”形成鮮明的對比。當然，那種幾近無補償剝奪農民土地的政策，也一直在調整改變之中，如1998年對《土地管理法》作第二次修改，將土地補償費從原來的3—6倍提升到6—10倍，安置補償費從原來的2—3倍提升到4—6倍，但仍規定“兩項費用總和不得超過30倍”，而不是取消“上限”改用“下限”。2003年—2005年后，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工業經濟的高速發展，地方政府有能力對失地農民進一步提高補償標準(中央政府的壓力與農民的集體抗爭)，近些年來，東部發達地區對失地農民的補償方式可概括為兩條：一是“以房換房”(即以農村不可買賣的老房，按1：1的面積比例，換取城鎮可買賣的新房);二是“以地換保”(即以農戶承包地換取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在全部青壯年已穩定轉入城市工商業的農村，這一補償標準大體被農民所接受。按2014年的一項官方統計，全國2014年的土地出讓金中的80%用于失地農民的補償與安置。話說回來，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向“中速”的轉型(即所謂的“新常態”)，因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大量征用農地的“發展階段”已近尾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