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訴訟時效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預防民事權利長期處于“休眠”狀態，敦促權利人及時主張自己的權利，使債之主體間的權利義務及早了結，既有利于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也便于法院對相關民事案件及時正確的處理。可見，設立訴訟時效的本意，在于保障債權人依法實現其民事權利，決不包含提醒義務人如何逃避義務的功用。由于在司法實踐中對一般債務糾紛不適用長期時效，竟有個別道德境界不高者，把普通訴訟時效當做其“合法”逃避債務的保護傘。歸納而言，他們所使用的伎倆以如下幾種較為常見：

一、長期避而不見，使得債權人無法向其表明權利主張，如果發生訴訟，反而責怪債權人未曾主張過權利，導致訴訟時效因不曾中斷而屆滿。面對此類情況，敗訴苦果必然要由作為原告債權人吞咽。

二、僅以口頭方式作出履行義務的表示，同時卻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背棄諾言。假若權利人難以忍受曠日持久的推諉而起訴，便矢口否認以往多次做過承諾的事實，以債務糾紛超過訴訟時效為由對抗債權人的請求。

三、本人不露面，雇用他人同債權人虛與周旋，并盡量拖延時間。一旦對薄公堂，則反訴權利人在訴訟時效期間未行使權利，致使債權主張超過訴訟時效，這樣，也足以在訴訟中將債權人置于不利地位。

上述諸多行為，無遺有悖于最起碼的社會道德準則，可是卻能成為某些人有效逃避債務的“良方”。汝謂不信，不妨與此試舉一例：多年前，發生過一宗某信用社訴某林場拖欠貸款糾紛案。債務人就是在一“內行人”的點撥下，利用該信用社總是口頭方式催促還款之缺陷，否認了訴訟時效期間曾多次中斷的事實，終于導致某信用社的數十萬元貸款難以收回。相似案例，在現實中也許并不罕見。從形式上看，還真難以找出對該類案件裁判的不當之處。但就實質而言，它不僅從根本上踐踏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少數道德缺失者的僥幸心里。近年來，甚至會遇到這類“法律咨詢”：認為欠債不還超過了兩年時間，是不是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絕清償了，而咨詢者大多是那些心懷叵測的負債之人。面對諸如此類令人痛心疾首的形象，難道還不足以引起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加以深思嗎?

本來，我中華民族自古便以誠信待人著稱與世，“欠債還錢”曾是債務人公認的準繩。然而，隨著商品大潮的沖擊，一部分人的道德底線也頻臨崩潰。極少數債務人良知淪喪，以會想方設法逃避債務為能事。所有這一切，都從另一方面證明，中央提出法治與德治并重的治國方略是極其重要和及時的。一般來說，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上，法律和道德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而非互背互離互相抵消的。因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法律應拒絕支持或維護不道德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利益。可是在上文中所舉的案例中，某林場不講信用的行為和由此產生的利益，卻恰恰獲得一紙判決的保護，這難免給人一種莊嚴的滑稽感。

在有關訴訟時效的訴訟實踐中，之所以會出現道德法律二律相反的荒謬結果，并非訴訟時效本身的過錯，問題源自舉證責任的規定。根據目前的民事訴訟規則，有關時效是否屆滿或者中斷，要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若債權人不能證明其權利主張未超過訴訟時效，就很難有勝訴的可能。就一般而言，誰主張誰舉證是符合公平原則的，可是假設債務人有意逃避債務，就很容易防范債權人的取證，他不僅不會給債權人留下文字記錄，甚至在通訊中或者在有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也一概避免或者拒絕談及債務問題，力求在將來可能發生的訴訟中，使債務人無法獲取視聽資料或者證人證言來證實時效的中斷。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拘泥于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的話，對于債權人一方是極為不公平的。難怪有些當事人激憤表示：鑒于目前我國的特殊國情，應該取消訴訟時效制度。

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科學性，就在于社會實踐是其創制的淵泉之一。既然在現實生活中，曾經發生可能繼續發生利用時效侵權的現象，而時效制度又是民法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就應該考慮對舉證責任的欠缺加以完善或修正。將來在有關的債務糾紛案件中，假若債務人對債務本身不予否認，僅僅就訴訟時效是否屆滿或中斷提出異議，并且以此對抗債權人的，則可以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概括的說，就是把債權人不能證明時效中斷便推定時效沒有中斷的原則，改變為債務人不能證明時效沒有中斷便推定時效曾經中斷的原則。只有這樣，或許才能防止穎債務人在時效上施展機謀，致使債權人權沉大海。因為，以時效屆滿為由對抗債權人的主張，其實質上是反主張，而反主張屬于權利主張的表現形式之一，所以，凡是主張時效屆滿而拒絕履行義務的債務人，就理應舉出時效不曾中斷的有力證據，而不該將相關的舉證責任推向債權人。

如果今后在某些特殊的債務糾紛訴訟中，針對有關訴訟時效期間方面的爭議，有限制的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不僅能使債務糾紛的雙方當事人處于更為公平的訴訟地位，有利于債的關系的正確調整，而且對人們道德觀念的回歸和社會風氣的良性化發展，也或多或少的有些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