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賠償金最早規定在《精神損害賠償解釋》中，《民法通則》和《民通意見》并沒有關于死亡賠償金的規定。《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九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二)致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三)其他損害情形的精神撫慰金。由此可見，《精神損害賠償解釋》將死亡賠償金規定為精神損害撫慰金的一種形式。按照這種立法精神，死亡賠償金其實是對死者應盡撫養義務的一種補償，是對死者親屬的一種精神撫慰，采用的是“撫養喪失說”。

《人身損害賠償解釋》放棄了《精神損害賠償解釋》對死亡賠償金采取“撫養喪失說”進行解釋的立場，而是以“繼承喪失說”解釋死亡賠償金。按照這一立場，死亡賠償金的內容是對收人損失的賠償，其性質是財產損害賠償，而不是精神損害賠償。《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但六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周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可見，《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將死亡賠償金標準人為的按城鎮和農村劃為兩個標準。這種司法解釋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考慮到受害人以及侵害人雙方的利益制定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確定城市和農村兩個標準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

眾所周知，中國的城鄉差距是一種客觀的存在，而且這種差距在短時間內仍然沒有彌合的希望。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在城鄉間流動越來越頻繁，特別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的人數越來越多。因此，城鄉居民不是處于相互隔絕狀態，而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城鄉居民同城而居、同車而行的局面，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速，很多農村居民到城市謀生、定居或求學。而且，從法理上來講，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權對于任何人都是等價值的，不應存在城鄉差距。因此，“同命應同價”，死亡賠償金應適用同一標準，不應存在人為的城鄉差距。這種精神也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關于經常居住地在城鎮的農村居民因交通事故傷亡如何計算賠償費用的復函》中。該《復函》認為：“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應當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結合受害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等因素，確定適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的標準。本案中，受害人唐*亮雖然農村戶口，但在城市經商、居住，其經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來源地均為城市，有關損害賠償費用應當根據當地城鎮居民的相關標準計算”。

在《侵權責任法》立法過程中，“同命同價”也是爭議的焦點，存在著不同意見。經過艱難的協商，最終達成《侵權責任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即“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侵權責任法》出臺伊始，有的媒體將規定解釋為“同命同價”，并認為是該法的亮點。其實，這是對《侵權責任法》的一種誤讀。該條規定只能說是一種極為有限的“同命同價”。“同命同價”的本義是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的標準是統一的，而非存在城鎮與農村兩個標準，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同命同價”。《侵權責任法》第十七條規定的適用有兩個條件：一是同一侵權行為;二是多人死亡。只有在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情形下，才適用“同命同價”。因此，“同命同價”的適用是非常有限的。

此外，《侵權責任法》第十七條的理解也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如何理解“相同數額”。“相同”既可以理解為城鎮標準，也可以理解為農村標準。筆者認為，理解該條規定應從其立法目的和精神入手。該條是針對死亡賠償金的確定存在城鎮和農村兩個標準，為改變此種不公平的現象而作出的，因此，在三個受害人中兩個是農村居民，一個是城鎮居民的場合，不可能要求城鎮戶口受害人按照農村標準進行賠償。這里的“相同”應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來確定，即受害人中有城鎮居民時統一按照城鎮標準確定死亡賠償金，在無城鎮居民的情形下才按照農村標準確定死亡賠償金。值得注意的是“相同數額”并非“相同標準”，這就與《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產生沖突。比如，某次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這里面既有農村戶口居民又有城鎮戶口居民，既有75歲以上的老人又有75歲以下的人，按照《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規定，賠償數額各不相同，而按《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可以確定相同的賠償數額。

具體到電力損害賠償案件中，僅對同一電力事故致多人死亡的場合產生影響，其他情形與《侵權責任法》生效前適用法律并無二異。在同一電力事故致多人死亡的情形下，如果受害人中有城鎮居民，按城鎮標準計算死亡賠償金;無城鎮居民，按農村標準確定死亡賠償金。即便存在60歲以上的受害人，也可以按照其他受害人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因此，在此種情形下，無形中加大了死亡賠償金的數額。需要說明的是，《侵權責任法》第十七條中的“多人”應理解為三人及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