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污染侵權原告的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是當事人取得訴訟信心并決定是否進入訴訟的第一道門檻，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不同于一般民事訴訟，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對環境污染侵權訴訟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分配方面作了差別規定。在具體訴訟實務中，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體現在：被告實施了污染損害行為及自身遭受了污染損害并產生損失等到方面，而且被告要辯駁原告的請求，就必須對是否存在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等方面進行舉證。根據舉證責任的分配，雙方當事人應當根據相關證據的取得依據、獲取方式，積極提供有利自己的證據。

舉證實務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的規定，確立了我國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一般原則。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二條更是全面概括了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兩層基本含義：其一是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提供證據的責任;其二是當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依法負有證明責任的人承擔不利后果的責任。因此舉證責任是當事人取得訴訟信心并決定是否進入訴訟的第一道門檻。

一、環境污染侵權訴訟舉證責任的具體分配在傳統民事訴訟中，因侵權行為而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請求的受害人，應當就侵權行為的四個構成要件即加害人具有過錯、加害行為違法、受害人的損害后果、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

但是在環境污染侵權糾紛中，我國的環境保護立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基于“保護弱者”和“傾斜立法”的原則，對環境侵權法律關系中的雙方實行“不平等”的“差別待遇”[1]，這種差別待遇具體體現在環境侵權構成要件的舉證責任分配方面。

首先，受害人在提起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時無需對環境污染行為的違法性進行舉證。《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環境各要素的立也有相關的規定，均不要求環境污染行為必須具有違法性。原國家環保局[1991]年環法函字第104號文《關于確定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復函》“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只是環保部門決定排污單位是否需要繳納超標排污費和進行環境管理的依據，而不是確定排污單位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界限。”國務院《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2002年1月30日通過)也規定“排污者繳納排污費，不免除其防治污染、賠償污染損害的責任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責任。”因此即便是合法排污行為，也應承擔環境污染損害的民事責任。因此原告在提起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時無需對被告的違法性進行舉證。

其次，受害人在提起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時無需對加害人是否有過錯進行舉證。《環境保護法》第41條、《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訂)第62條、《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訂)第85條、《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05年修訂)第84、85條、《海洋環境保護法》(2000年修訂)第九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制訂)第59條及其他環境保護條例、規定、辦法等都對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害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規定。

再次，環境污染侵權訴訟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有利于受害人。在我國，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4條明確規定，因環境污染引起的損害賠償訴訟，“對原告提出的侵權事實，被告否認的，由被告負責舉證”，這一規定被廣泛認為我國環境污染訴訟損害賠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的直接依據[2].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4條第1款第3項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八十六條的規定：“因環境污染的損害賠償，加害人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及行為與損害結果沒有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這是對環境污染侵權案件的舉證責任倒置的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成為當前環境污染侵權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直接依據。而即將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因污染環境發生糾紛，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更應當成為今后所有環境污染侵權訴訟有基本舉證原則。

為此，在環境污染侵權訴訟中，受害人無須承擔加害行為違法性、加害人過錯的舉證責任及由加害人對行為與損害結果沒有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無疑是對受害人舉證責任的減輕，但這并不意味著受害人將一切證明責任都轉移給加害人。根據環境污染侵權構成要件的要求，受害人即原告在提起訴訟時，必須對自已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賴的案件事實承擔的舉證責任主要為：(1)被告實施了污染損害行為;(2)自身遭受了污染損害，并因此遭受了損失。而加害人即被告若試圖辯駁受害人的請求，就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舉證：一是具有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或減輕責任情形，如不可抗力、受害人具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以及第三者具有過錯等情形存在;二是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二、原告舉證責任范圍及證據的類型、獲取方式(一)有關被告實施了污染損害行為的證據1、原告應當舉證的環境污染損害行為的界定。

所謂環境污染損害行為，是指人們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等對環境的污染和噪聲、振動、電磁波輻射等對環境產生危害的行為。具體類別上包括了《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規所規定的大氣污染行為、水污染行為、海洋污染行為、噪聲污染行為、固體廢物污染行為、放射性物質污染行為等。基于行為的違法性及加害人是否有過錯不是環境污染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因此原告只要能證明是被告實施了上述的污染行為之一即算是完成了該項舉證，而不論該污染行為是否屬于合法排污范圍。

同時，由于環境污染行為造成的損害，往往具有間接性、潛伏性及波及空間范圍廣、延續時間長的特點，被害人在短時間內可能無法覺察到損害已經發生。而當被害人發現損害結果時，可能的污染行為或許早已停止，此時原告就必須以追溯方式來尋找污染行為。因此只要原告能證明被告在污染損害能波及到的一定地域范圍內曾經實施過相關的環境污染行為，即可視為原告完成了本項舉證責任，而不應將被告實施了污染損害行為限定為被告正在實施的或《環境保護法》第42條規定的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3年訴訟時內實施的污染行為，也不應限定在出現損害結果的相同地域范圍內。

能夠證實被告實施污染損害行為的具體證據。

包括污染源的環境監測報告、排污申報表、企業生產記錄、環保設施運行記錄、環境侵權事故報告、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及其他環境監督管理部門的調查材料、環境侵權及其事故調查處理報告、有關錄像、錄音、相片等。

2、上述證據的獲取方式及法律依據。

原告為了完成自己承擔的本項舉證責任，必須通過合法方式獲取符合法律規定的各種形式的證據并向法院提供。以下筆者就舉證實務中涉及到的有利于原告的證據及獲取方式逐一進行闡述：(1)污染源的環境監測報告。

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九條及2005年4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八十七條都規定了因污染造成的“損害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當事人可以委托環境監測機構提供監測數據。環境監測機構應當接受委托，如實提供有關監測數據。”為此原告可以通過自行委托環境監測機構對可能遭受污染的環境進行監測，而環境監測機構提供出來的污染源環境監測報告將是證明污染損害行為客觀存在的有力證據。

另外，原告也可通過向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投訴，要求其履行制止污染的法定職責，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為調查污染是否存在，也就必須對投訴人所在地區的環境質量狀況進行監測，以便決定是否對排污者采取措施。此時原告可以依據《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條“環保部門應當在職責權限范圍內向社會主動公開以下政府環境信息：(十一)經調查核實的公眾對環境問題或者對企業污染環境的信訪、投訴案件及其處理結果”的規定，向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請獲取上述污染源的環境監測報告等直接證明污染損害行為客觀存在的證據。

(2)排污申報表、企業生產記錄、環保設施運行記錄根據《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第十一條規定，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排放標準，或者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污染嚴重的企業名單，應作為政府應當公開的政府環境信息;而根據第二十條規定，上列名單的企業，又應當向社會公開下列信息：(二)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和總量、超標、超總量情況;(三)企業環保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情況等情況。由此受害者可以通過申請政府或企業公開信息的方式獲取相關企業的排污申報表、企業生產記錄、環保設施運行記錄，以作為污染企業實施污染行為的證據。

(3)有關環境污染事故調查材料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1條、《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訂)第85條、《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訂)第62條、《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04年修訂)第84條、《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第61條等都規定了(環境污染的)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調解處理。為此環保部門為調解需要而對現場情況進行錄像、錄音、拍照形成的視聽資料，檢查現場有關設施、儀器裝備等形成的現場勘驗記錄，詢問當事人和證人的筆錄，以及進行專業鑒定、分析判斷等所產生的報告、意見，都可以用于證明污染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情節等，完全可以作為受害人起訴的直接證據。

(4)有關政府環境信息根據環境保護法及單行污染防治法的規定，環境主管行政機關具有調查查處環境污染行為的職責，而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而根據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第五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向環保部門申請獲取政府環境信息。”及第十一條“環保部門應當在職責權限范圍內向社會主動公開以下政府環境信息：(十一)經調查核實的公眾對環境問題或者對企業污染環境的信訪、投訴案件及其處理結果;(十二)環境行政處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情況”的規定，當事人要求提供環境行政處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等執法情況的，環保部門應當依法提供相關環境信息。因此作為環境污染受害者完全可以通過向行政主管機關信訪、投訴環境污染問題并申請獲取相關處理結果及環境行政處罰等情況的政府環境信息。這些政府環境信息也足以證實相關企業實施環境污染行為的事實，而且這些政府環境信息從證據屬性上來講屬于國家機關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書證，其證明力是大于其他書證，具有極高的證明效力。

(5)現場公證、現場證據保全形成的視聽資料、勘驗筆錄及提取的物證對有關污染造成損害的事故現場及損失情況，受害人可以及時申請公證或依民事訴訟法第74條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證據保全，由公證人員或法官到場對現場情況進行錄像、錄音、拍照形成相應的視聽資料，并制作現場勘驗記錄。同時在在現場中以公證或證據保全方式進行現場取樣、送樣、封存的物證，為日后的鑒定提供了直接依據，使得鑒定更加客觀。這些證據以公證人員所出具的公證文書形式或法院調查證據形式的體現，具有很高的證明效力。

(二)有關原告自身遭受了污染損害后果及具體損失的證據。

1、損害后果范圍的界定環境污染首先污染的是環境介質，即由于排污者的排污行為，造成相應的水體、土地、空氣等環境介質受到損害，繼而才造成人身權、財產權的損害，而人身權受損后必須又會產生一定的精神損害。為此污染損害后果的范圍包含了環境介質損害、人身權損害、財產權損害及精神損害。

(1)環境介質損害。

由于《物權法》規定了農村土地所有權及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使用權、海域使用權、探礦權、采礦權、取水權、養殖權和捕撈權等用益物權(又稱“特許物權”)[4]，使得有關組織或個人可以成為特定水體、土地的物權權利人。當作為物權或用益物權的特定水體、土地等環境介質遭受損害，作為物權權利人完全可以提出污染損害賠償的主張。此時原告就應提出環境介質受損害的事實證據及由此造成原告財產受損的證據。

(2)財產損害。

財產損害是指因環境污染行為侵害原告的財產權利而造成受害人物質利益的損失，它是可以用一定數量的金錢來確定的經濟損失。如通過對水體、土地、空氣等環境介質的損害引發水生生物、養殖動物的死亡、減產;林木、果樹、農作物枯死、減產及貶值、;財物腐蝕受損等，這些財產損失的范圍不僅應包括直接損失，還應包括可得利益的損失等間接損失。

(3)人身損害。

人身損害是指因環境污染行為侵害原告或近親屬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致使原告或近親屬致病、致傷、致殘、致死的后果。而對人身損害的賠償只能通過財產的方式予以救濟，原告可以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所規定的賠償項目：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以及殘疾賠償金、喪葬費、死亡賠償金、被撫養人生活費等主張自己的損失。原告若因此遭受精神損害，還可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2、有關環境污染損害后果客觀存在的證據。

為證明上述第一項事實即被告實施的污染行為的證據中仍有部分證據可作為證明本項事實的證據，如證明環境介質受損害的有關水體、土地、空氣及其環境的檢測、檢驗、監測報告及聲環境質量監測報告;有關環境行政機關進行調解或接受信訪投訴時所進行的環境污染事故調查的材料;現場公證、現場證據保全形成的錄像、錄音、相片等視聽資料、勘驗筆錄及提取的物證等。原告還可通過自行收集或委托鑒定等方式獲取下列證據：被侵權致死的動植物的實物及其檢測、檢驗或鑒定報告;物價部門或市場管理機構出具的價格證明，鑒定評估機構出具的評估報告;受害人的醫療診治病歷、重金屬中毒鑒定報告、傷殘等級及人身損傷護理程度、誤工損失日司法鑒定。

3、具體認定污染損害程度即具體損失的證據針對環境介質損害發生的財產損失的證據主要應體現為：為防止遏制損害的擴大或將損害程度降低在最小范圍內所采取的或將要采取的任何實際可行的合理措施所產生的防范性措施費用[5];為達到恢復原有環境而進行修復措施包括土壤(水底污泥)更換、水體修復、污染處理設施(物品)購置和使用、人員開支等生態環境恢復費用;由專業清除人員采取的清理措施包括污染清理設備及工具的單價和數量，污染清理人員的工資標準和工作時間，污染物的處理成本和清理量等環境污染清理費用;受污染后原告改變原有的生活習慣或生活生產方式而產生實際支出的費用。

上述這此費用如已經發生，在證據形式上體現為原告已經支出費用的相關合法票據，如尚未實際發生但屬于原告必須支出的費用，在證據形式上可以體現為由價格認證部門或估價鑒定機構對相關有資質的專業機構提供的設計具體方案所作的價格認定評估鑒定書。

針對財產損害的具體損失的證據主要體現為：對受損動植物的數量進行清點或測算、評估以確定損失數量的證據;購買受害動植物的原始票據或物價部門或市場管理機構出具的價格證明、鑒定評估機構出具的評估報告以確定具體的財產損失的證據;動植物長大或成熟后預期可以獲得的經濟利益的證據(應扣除養殖培育過程中發生的工資、飼料、防病、房租、管理等所有直接支出的屬預期可得利益的成本);動植物因污染受損致使受害人與他人簽訂的購銷合同不能履行而依法應承擔的經濟賠償的證據;因調查環境侵權損害事實而實際發生的各種鑒定、檢測及檢驗、經濟損失評估等費用的證據(包恬環境監測、技術鑒定、損失評估、調查取證等費用)等。

(3)針對人身損害導致的財產損失的證據主要體現為：診療病歷記錄、醫療費用票據、收入證明、交通住宿票據、傷殘鑒定書、護理程度及誤工損失日法醫鑒定等證據及相關法定標準;(4)針對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數額，原告可根據《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的規定，圍繞有關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確定因素予以有針對性舉證證明：環境侵權人是否有過錯及過錯的程度;是環境侵權的危害程度;三是環境侵害的具體情節(污染源的種類、危害場合、危害時間);是環境侵權人的獲利情況;是環境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

(三)初步證明環境侵權與侵權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雖然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不是原告法定的舉證義務，但由于環境污染行為的特殊性，為避免時過境遷及被告提供出較為充分的證據證明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后果不存在因果關系，從而導致案件的審判結果對原告不利的情況發生，原告可積極舉證證明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后果存在因果關系，或污染行為是可能造成損害的原因之一的證據，從而化被動為主動。如此被告就必須有針對地進行窮盡一切可能的排除，否則被告就無法達到證明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目的。因此原告為了掌控主動權，應當盡可能地提供出初步證明環境侵權與侵權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據。原告可以以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及其他環境監督管理部門的調查處理報告，法定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報告，以及有關專家出具的鑒定意見等證據作為相應證據。

三、被告舉證范圍及具體證據

(一)反駁原告主張的證據。

根據“誰主張、誰舉證”舉證責任一般原則，被告若要反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及證據，就有義務提供出相應的反駁證據，推翻原告提出的被告實施了環境污染行為及造成相關損害后果的事實，從而達到有利于自己的后果。

(二)證明環境侵權與侵權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據：1、證明被告(致害人)并不排放能夠造成原告(受害人)損害的侵權物。

根據《環境監測管理辦法》(2007年9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條“排污者按照國家環境監測技術規范，并經縣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所屬環境監測機構檢查符合國家規定的能力要求和技術條件的，其監測數據作為核定污染物排放種類、數量的依據。”規定，被告若具有有相應資質，其環境監測報告可以成為完成本項舉證責任的有效證據。此外，被告的企業生產記錄、排污申報、、環境保護設施運行記錄或者企業生產事故排放記錄，以及證明被告(致害人)排放的侵權物不能到達環境損害地點的證據，也可達到上述證明目的。

2、證明原告(受害人)損害是環境侵權以外的原因所致。

被告通過舉證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及其他環境監督管理部門的調查處理報告、法定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報告，以及有關專家出具的鑒定意見等，來證明原告(受害人)損害是環境侵權以外的原因所致，也可達到環境污染行為與損害后果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證明目的。

3、用排除法來推定環境侵害行為與環境損害事實之間不具備因果關系。

當直接、確切地證明環境侵害行為與環境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存在困難時，被告還可以采用窮盡一切可能的舉證方式，通過全面排查原告損害可能發生的一切可能的事實，以排除法來推定環境侵害行為與環境損害事實之間不具備因果關系。

(三)具有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的舉證1、證明環境損害是由于原告(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第41條第3款規定：“水污染損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責任引起的，排污單位不承擔責任。”這是環境立法中唯一對受害者責任導致環境損害予以免責的明文規定。但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對此進行了修改，修訂后的第85條第三款“水污染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擔賠償責任。水污染損害是由受害人重大過失造成的，可以減輕排污方的賠償責任。”由此說明立法者對環境侵權的免責責任作出了更嚴格的限制，也與民事通則第123條高度危險作業的免責條款相吻合。雖然作為環境保護基本法的《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環境單項立法并無免責條款的規定，但修訂后的《水污染防治法》這一免責條款規定應當成為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一般性原則，被告必須在舉證污染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才可免責。

2、證明環境損害是由于第三人故意或者過失引起的;《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同時《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2條第3款規定：因“負責燈塔或者其他助航設備的主管部門，在執行職責時的疏忽，或者其他過失行為，經過及時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對海洋環境造成污染損害的，造成污染損害的有關責任者免于承擔責任”。為此，對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要免責就必須舉證證明：一造成污染損害的唯一原因是第三人故意或者過失引起，二自身已盡到了必要的注意，采取了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污染的發生。[6]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第85條第四款規定“水污染損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排污方承擔賠償責任后，有權向第三人追償。”明確了水污染損害的排污方對第三人造成的損害要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在水污染損害案件中，排污方不能以第三人責任作為免責的理由。而即將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八條對環境污染責任也做了具體規定：“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污染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污染者賠償后，有權向第三人追償。”因此根據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今后所有領域的環境污染中，排污者都不得以第三者責任作為免責的理由。

3、證明環境損害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并經及時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損害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l條、《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訂)第六十三條、《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第85條及《海洋環境保護法》(2000年修訂)第九十二條都將不可抗力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規定為免責條件，為此被告若想免責，就必須舉證證明：一是有不可抗力的存在，尤其是要證明不可抗力的不可預見性;二是損害必須完全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即不可抗力是損害發生的唯一原因，如果夾雜著致害人的過失行為，此時就不能免除致害人的責任;三是必須“經過采取及時合理措施”仍不能避免。[7]而對于“及時合理措施”的認定，目前法律或法規、規章對此尚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實踐中可以參照的標準是：如果同行業或類似行業的人在發生同樣的事故后都會采取某些措施或應該會采取某些措施，但是該行為人沒有采取這些措施或者沒有完全采取這些措施，則認為其存在過失，不能完全免責，對損害擴大的部分仍要承擔責任。[8](四)具有法律規定的減輕責任情形的舉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的污染者承擔舉證責任之一就是“應當就法律規定的減輕責任的情形”進行舉證。《民法通則》第131條規定：“受害人對于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這體現了“過失相抵”的精神。但由于環境污染損害責任采用無過錯責任，對于受害人一般過失造成損害的，不可減輕排污方的賠償責任，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第85條第三款也明文規定了“水污染損害是由受害人重大過失造成的，可以減輕排污方的賠償責任。”因此被告必須舉證證明原告對自己的損害存在重大過失，方可減輕被告的賠償責任。例如被告能舉證出原告已經發現污染存在并意識到其危險，仍不合理地去使用相關水資源而造成的損害，就可以成為被告減輕責任的抗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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