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飲用水安全問題上，大多數地方政府存在“重城市輕農村”的積弊。而現在，城市的污水、工業的廢水，由城市向農村轉移的勢頭加劇，農村飲用水安全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山東省頒布實施了專門針對農村水源安全的公共政策。據相關的報道，這不僅填補了我國沒有省級層面農村供水安全管理制度的空白，也預示著我國水資源治理的已開始向農村延伸。

其實，經濟越發展，水污染也是在跟進的。一個事實是，造成農村水污染加劇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近年來農村集鎮人口集中，特別是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集鎮，外來人口迅速增加，但與城市相比，農村人口聚居點往往缺少合理的規劃和必要的基礎設施，生活污水幾乎都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河道。在鄉鎮工業造成的環境污染不見減少的同時，某些污染嚴重的城市工廠也開始向農村轉移，加劇了農村的污染。隨著農村養殖業的規模化，污染問題也日益嚴重，有些養殖場直接把污水甚至畜禽糞便直接排入河中，造成河流富營養化，也加劇了水質惡化。農村許多人環保意識不強，生活垃圾常隨意倒在河邊或溝渠里，有些人甚至把畜禽尸體直接扔入河中。農藥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加劇了農村河流水污染的程度。

農村水污染問題的解決，涉及到新農村建設的一個很大方面。農村的水污染，解決難度是很大的。農村河流面廣量大，治理農村水污染是擺在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面前的一個難題。這個難題，我們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因為農村河流水質的好壞，不僅關系到農業的發展、農民的脫貧致富和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也直接關系到農副產品的質量和安全，關系到廣大城鄉居民的身體健康和社會穩定。而且，河流四通八達，農村水污染問題不解決好，城市河流的水質最終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在城市水污染治理初見成效的同時，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農村的水污染問題。近年來，在廣大農村地區，因為飲水資源遭到嚴重污染而導致的各種慘劇，讓人觸目驚心，膽戰心驚。譬如，浙江塢里村因水污染變成癌癥村，在這個不到2000人的村莊里，幾年間先后有70多人死于癌癥，其中最年輕的只有25歲;重慶銅梁縣西泉鎮2年內40人死于癌癥;內蒙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軸鄉后朱堡村近200名村民染上了病：頭痛、惡心、胃痛、腹痛，不思飲食;還有最近發生的陜西鳳翔縣“血鉛事件”，已造成615名兒童血鉛超標，其中166名兒童中、重度鉛中毒。

筆者認為，解決農村水污染要從公共政策制定抓起。近年來，各地的水污染事件接二連三：太湖、巢湖、滇池先后爆發藍藻污染，江蘇沭陽因上游水污染導致數十萬人斷水，安徽、甘肅、陜西、河南、內蒙古、河北等許多省區的若干市的江河湖泊受到重度污染，不但直接損害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和健康、而且嚴重威脅到社會的整體利益與公眾的長遠利益，使人類永續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受到嚴重破壞。公眾作為最大的利益相關者，環境問題不是道德話語權，而是財產和健康。據相關方面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約發生兩千多件環境侵權案件，其中，重大環境侵權案件約占3%，特大案件約占1%。可由于“起訴難、舉證難、鑒定評估難、找鑒定單位難、因果關系認證難、勝訴難、執行難”等“七大難題”，環境維權訴訟舉步維艱。最有環境保護熱情也最能對污染者形成壓力的公眾和污染受害者難以參與對污染者的利益博弈，結果只剩下環保部門一家孤軍奮戰，最終導致環境違法行為屢禁不止，“按下葫蘆飄起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