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法制的完善、改革的推進，為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讓經營管理不善，資不抵債的企業退出經濟領域-破產，已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我國自1989年以來，已有近5萬家企業破產。但我國市場經濟建立時間較晚，破產制度尚不夠完善，許多應該設立的制度尚未建立，比如破產法域中的破產人失權制度，筆者試結合自身辦理破產案件的體會，對破產人（特指破產企業本身和與破產企業有關的人員-破產企業的主管部門領導人、破產企業法定代表人、主要管理人員等）失權制度作淺顯的論述。一、破產人失權的概述及失權制度構建的價值取向破產企業之所以破產，除部分與國家體制、經濟政策、資源、環境等因素有聯系外，大部分卻是與其經營能力、管理水平、經營信譽，甚至自身在經營中的詐騙、不誠實、不正常的行為如違法受罰、遭禁等因素有關。因此，西方發達國家的破產法雖然普遍實行破產無罪原則，競相標榜破產不懲罰主義①，但大部分國家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的破產法仍有破產責任追究的相關規定。可見，在破產法域內，不可能完全實行不懲罰主義，破產人在不同的層面上，仍將承受一定的法律后果-懲罰性后果。縱觀世界各國的立法例，破產人所承受的破產法律后果是雙重的：其一，破產法自身對破產人設定的法律后果。例如，破產人喪失對破產財產的管理權和處分權②；破產人不得非法處理破產企業的財產、帳冊、文書、資料和印章等③；破產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在破產程序終結以前，根據人民法院或清算組的要求進行工作，不得擅離職守等④。其二，破產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法規對破產人設定的法律后果。例如：我國《公司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擔任公司的董事、監事、經理……（三）擔任因經營不善破產清算的公司、企業的董事或者廠長、經理，并對該公司、企業的破產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逾三年。”這兩種法律后果盡管同產生于破產宣告生效時，但是，蘊含其中的立法理由和宗旨，以及解除或消失的時間是不一樣的。前者是為了保證破產程序公正和順利進行，以及維護破產財產的安全。破產程序一旦結束，其目的即也達到，破產人所受限制便無繼續存在之必要，因而自動解除。后者的設定與破產程序的進行無關，而是考慮到破產人在破產程序之外以及破產程序結束后應當受到怎樣的限制和束縛，才不至影響社會公益、交易安全和公序良俗等。其原因正是基于前述破產人在企業破產的原因上，有的有過錯。因而，破產法以外的某些公、私法基于其規范的權利、義務的特性要求，規定破產人在一定期限來到之前，或者在一定的事實發生之前，在某些特定的社會領域、經濟領域、政治領域乃至家庭關系領域，不得象正常人一樣從事商業活動、擔任社會公職、實施民事行為等。這就是破產法上的破產人的失權制度。對破產采不懲罰主義，這只是大的原則。但作為懲罰主義主要表現的破產失權，也是有其存在的價值取向的。其一：從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立法體例看，多是以不懲罰主義為原則，以有條件的懲罰主義為例外的。如日本《警察法》第七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破產人在破產失權期間不得成為國家公安委員，都道府長公安委員。德國《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三項，規定破產人失權期間不得成為商事法庭的榮譽法官。其二，造成企業破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來自企業外部的，有來自企業自身的；有基于破產人無法阻礙的，有基于破產人自身過錯的……對破產人破產不管其什么原因，有無過錯，均采取一視同仁的不懲罰主義，不追究其破產責任，不符合社會正義的要求，不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它有倡導企業破產，鼓勵破產人不思進取，不努力改善經營、管理之嫌。它將導致企業一旦陷入困境，即走破產之路。不利于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其三、建立破產人失權制度，是保護誠信經營、懲處惡意破產之需。基于前述破產原因的多樣性，如經營道德低劣，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等導致企業破產的，對破產人就應該給予制裁，這種制裁本身就意味著是對誠信經營者的一種保護。同時，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法制尚不夠健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時間不久，破產違法行為時有發生，欺詐破產、偏頗性破產、假破產、真逃債、違規“搭車”破產等屢禁不止。因此，從打擊違法破產的角度出發，也有破產失權制度構建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