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修訂的《產品質量法》第41條和第44條規定了損害和賠償的范圍。第41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44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傷害的，侵害人應當賠償醫療費、治療期間的護理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等費用;造成殘疾的，還應當支付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生活補助費、殘疾賠償金以及由其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財產損失的，侵害人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應當賠償損失。”由以上可以看出，我國《產品質量法》規定的損害與賠償的范圍，與大多數國家立法一致。我國產品責任立法規定的損害包括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害。人身損害是指因缺陷產品造成的人體和健康的損害。包括肢體的損傷、殘廢(功能上)、滅失、容貌的損毀以及身心的疾病和死亡等。

(二)關于精神損害賠償

1、實踐上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認可

精神損害是產品責任案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與上述人身損害有很大的不同。精神損害又稱非財產上損害，指不具有財產上價值的精神痛苦和肉體痛苦。近年來我國學者就是否應當對精神損害進行賠償進行了大量的爭論。在學說上進行爭論的同時，司法實踐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于1997年3月15日判決了我國第一起因產品缺陷造成的精神損害賠償案，即賈*宇人身損害賠償案，以審判實踐對精神損害賠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該案件的判決中法院指出：“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的原則和司法實踐掌握的標準，實際損失除物質方面外，還包括精神損失，即實際存在的無形的精神壓力和痛苦。本案原告在事故發生時尚未成年，身心發育正常，燒傷造成的片狀疤痕對其容貌產生了明顯影響，并使之勞動能力部分受限，嚴重地妨礙了她的學習、生活和健康，除肉體痛苦外，無可置疑地給其精神造成了伴隨終身的遺憾和傷痛，必須給予撫慰和補償。精神損害賠償65萬元的訴訟請求明顯過高，其過高部分不予支持。”最后判決被告賠償原告賈*宇精神損失賠償金10萬元，總計判賠273257.83元。

2、損害賠償的法律依據

如何責令廠家或商家進行精神損害賠償，法律依據何在?我國是否有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律依據，對此過去曾有截然相反的兩種認識。曾經參加過1993年《產品質量法》起草工作有關人士認為：“產品質量法中沒有規定對于因缺陷產品而造成人身損害時，侵害人應當承擔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這是因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各方面意見也不一致，需要進一步研究，條件成熟后再作出法律規定”。而國家技術監督局局長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草案)的說明〉》中指出，對產品質量責任的規定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用戶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過去，最高人民法院曾經函復有關部門以及批復下級法院，肯定因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應對死者家屬酌情給予撫恤或者經濟補償，既表示對死者負責，也是對死者家屬精神上的安慰。可以認為這是審判實踐中確認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最早先例。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1條和第42條中規定了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傷害的賠償范圍中有“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2000年7月8日通過修改的《產品質量法》第44條中侵害人的賠償范圍有“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的規定。有學者當時主張-應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歸入精神損害賠償的范疇。但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都是通篇不見精神損害賠償的字眼，法律沒有精神損害賠償的明確立法規定。值得欣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8日以法釋[2001]7號《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司法解釋形式對精神損害賠償作出了認可。根據該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二)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三)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第八條第二款規定，因侵權致人精神損害，造成嚴重后果的，人民法院可除判令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外，可以根據受害人一方的請求判令其賠償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

第九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二)致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三)其他損害情形的精神撫慰金。

緊接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起草說明中明確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1條、第42條規定的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或者受害人人身傷害，致人殘疾的，應當支付“殘疾賠償金”，致人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與《產品質量法》第44條規定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其性質均屬于該司法解釋規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消費者才真正能夠理直氣壯地向法院提起精神損害賠償之訴訟請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中的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的數額也才能真正起到撫慰受害者及家屬的心靈創傷的作用。

可得利益損失是應當賠償的。可得利益損失是未來的，但也是確定的，即是可以用金錢計算和衡量的，可得利益損失是確實的，即這種損失是必然的、有現實意義的，而不是臆測的、抽象的、假設的，而且是因缺陷產品直接造成的。因此，應當把缺陷產品導致財產損害的可得利益的損失列入賠償范圍。1999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交通事故中的財產損失是否包括被損車輛停運損失問題的批復》中確認機動車輛修復期間的停運損失，是可得利益損失，屬于交通事故遭受的“其他重大損失”，并明確應予賠償，而沒有采用間接損失這一概念。

(三)懲罰性賠償金的確立

懲罰性賠償金是作為懲罰被告的一種方式而給予原告的超過其實際損失的損害賠償金。它是英美法系國家在侵權行為法領域普遍設立的一種制度，尤其是美國產品責任法中一個有特色的重要制度。我國的《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都沒有這方面的規定。在我國，對產品責任中是否應設懲罰性賠償制度，學術界有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不應規定懲罰性賠償，理由是在損害賠償之債中，償大于失或償小于失都是違反民法的公平和平等原則的，必須償與失相當才能符合民事立法的要求。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在產品責任制度中，應設置懲罰性賠償，其理由除在于補償需要(現代侵權法的功能主要是補償受害人的損失)、價格轉移(生產者可通過提高產品價格轉移其賠償費用負擔)、責任保險(生產者可通過責任保險將其賠償費用轉嫁給保險公司)及危險控制(產品缺陷主要是由生產者預防和控制)外，還在于可在一定程度上剝奪生產者的隱性利潤以及可以鼓勵消費者提起產品侵權訴訟。

小編同意第二種觀點，認為在我國實行懲罰性賠償金是有必要的，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1)有助于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生產安全產品。由于懲罰性賠償金的首要目的是懲罰和預防，即懲罰侵權行為人，使其在侵權行為中無利可圖，同時告戒侵權行為人和其他人不要再做類似行為。同時由于與行政罰款和刑法上的罰金相比，懲罰性賠償金訴訟成本較低，因而操作容易，便于法院執行。這樣，經營者就會取消那種認為將補償性賠償金打入經營成本比改正缺陷更有利可圖的思想，改變對消費者的安全采取輕率漠視的態度，從而會更加重視自己產品的生產質量和產品的安全性。(2)對主觀上采取輕率、漠視的態度生產出缺陷產品者施以重罰，是撫平受害人所受創傷、實現社會正義的需要。懲惡揚善是實現社會正義的要求，也是法律的一個古老的、固有的功能。懲罰、威懾不以等價為原則。有條件的使用懲罰性賠償金，是發揮法律懲惡揚善功能的一個重要方面。產品責任是嚴格責任，過錯雖然不是產品責任的構成要素，但卻可以在決定對責任人的處罰上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機械的照價賠償既不足以懲戒責任人，也不足以撫慰受害人。對那些無視消費者安全、無視社會利益的廠家判處懲罰性賠償金是剝奪他們的不法利潤，恢復公正的一個必要手段。

從立法角度看，懲罰性賠償已得到我國法律的初步肯定，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2003年3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67次會議通過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商品房買賣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無法取得房屋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并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

(一)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未告知買受人又將該房屋抵押給第三人;

(二)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又將該房屋出賣給第三人。”

第九條規定：“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解除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并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

(一)故意隱瞞沒有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的事實或者提供虛假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

(二)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抵押的事實;

(三)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