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某與王某共同成立了以煤礦開采為主的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100萬元。朱某出資40萬，占40%，王某出資60萬，占60%，公司由王某控制。后來，王某在公司股東大會上作出決議，決定將煤礦承包給田某，并以公司名義與田某簽訂了煤礦承包協議。在履行合同過程中，朱某提出異議。經過反復協商，朱某起訴王某和田某為被告，要求解除公司與田某的合同或確認公司與田某的合同無效。本案存在以下問題：（1）原告、被告是否具備資格？原告朱某是否有起訴的利害關系？本案的決議是否違法，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如果這一決議將使朱镕基的權益陷入危險境地，朱镕基如何行使訴權？這對第三人的利益有何影響（3）法院應如何處理此案？是不受理、不駁回起訴，還是繼續審理并作出相應判決？判決的法律依據是什么？歸根結底，首先要解決朱某的訴權問題，這也直接涉及到小股東權益的保護以及如何平衡小股東與第三人之間的利益。結合本案的事實和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以民事訴訟當事人權利的基本理論和新修訂的《公司法》的有關規定為基礎，對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訴訟權利進行了粗淺的探討，以期對司法實踐有所裨益，民事訴權構成要件的判斷標準與認定。這種意義上的訴權是一種概念上的訴權，可以稱為“客觀訴權”或“法定訴權”；主觀上，只有具備特定的法律條件，特定的公民才能在現實中擁有和行使訴權。從這個意義上說，訴權是現實中的一種訴權，可以稱之為“主觀訴權”或“現實訴權”，“只有將法定訴權轉化為物權，才能對訴權主體具有真正的價值”。要將“法定訴權”轉化為“物權”，必須有一定的中間人，即法定訴權的構成要件。在不同的訴權理論下，訴權的構成要件并不完全一致。筆者認為以訴權要件作為基本判斷標準是恰當的。具體訴權理論所描述的基本要件有：一般訴訟要件，即起訴的形式要件；前者是指原告主張的實體法權利義務關系是否存在；后者是當事人資格和訴訟利益。其中，起訴的形式要件在司法實踐中相對容易判斷，問題不多。實體權利保護的要素一般應以法律的明確規定來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它們與實體法上請求權的依據是一致的，實體法上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進行了界定，但對訴訟責任這一法律現象卻無法進行合理的解釋。因此，黨的資格概念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也就是說，既包括實體上的正當當事人（即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人），也包括形式上的正當當事人（即不是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人但享有訴訟實施權的人）。從理論上講，訴訟利益包括兩個方面：權利保障的資格和權利保障的利益。比如在訴訟案件中，訴訟負責人是合格當事人，但案件的實體利益主體不是當事人，實際訴訟的利益不屬于訴訟負責人，而是屬于案件的實體利益主體，一般認為，這類訴訟的負責人主要包括代位債權人、財產管理人、清算人、派生訴訟的股東、義務人、公益人等；同時，它也有其相互統一甚至同一面。比如，當事人資格與訴訟利益是統一的，因為法律通常明確規定只有具有形成利益（訴訟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形成訴訟的當事人，所以如果當事人不具備資格，訴訟不會有訴訟的利益。與給付確認行為相比，形成行為具有兩個特征：一是合法性。也就是說，只有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能提起成立訴訟；一般來說，法律還對構成訴訟的當事人作出了明確規定。第二，現實。也就是說，只有現有的法律關系才能被起訴。只有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才有興趣發起形成的行動。再者，即使有法律規定提起成立訴訟，如果當事人不具備針對現有法律關系提起成立訴訟的資格，該訴訟也被視為無訴訟利益。比如，婆婆不能當原告，女婿卻可以當被告，因為女兒被虐待而提出離婚。就確認行為而言，具有確認判決法律利益的人是合格當事人，與管理權、處分權無關。確認行為的客體必須是爭議民事主體的法律關系和民事主體的權利。即使在當事人與第三人的法律關系中，如果原告認為私法上的危險狀態可以因確認判決而消除，他也具有訴訟利益。在確認訴訟中，訴訟利益與當事人資格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因為具有確認利益的人是合格的當事人，雖然訴權理論為我們判斷和認定當事人是否具有訴權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具有確認的利益，由于不同的訴訟類型和所涉及的具體民事法律關系的不同，還需要根據不同的訴訟性質和具體的訴訟內容進行進一步的區分。結合本案的分析，當事人是否有權對股東提起訴訟，基本標準是：公司法及相關法律是否有明確規定，如果有規定，則在當事人資格和訴訟利益上不存在問題；但如果法律沒有規定，法律存在漏洞，就要根據立法精神確定或尋求相關法律原則的支持。因本案原告主張解除合同或確認合同無效，屬于訴訟理論上的成立確認行為。在同一案件中提出兩種不同的訴訟雖然有違我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但考慮到討論的需要，我們將在后面的分析中討論其中一種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