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復核程序是一種要剝奪犯罪嫌疑人生命的程序，最高院在這個程序中決定是否對上報的死刑執行死刑。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我國相關法律規定，被告人在死刑復核程序享有一定的訴訟權利。究竟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有哪些訴訟權利呢？請閱讀下文了解。

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其中眾望所歸的一項舉措是，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改變目前授權高級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準權的做法，將死刑核準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此外據相關報道稱最高人民法院將增設3個刑事審判庭，以應對死刑復核權的收回。至此可以說，經過多年質疑的“下放”的死刑復核權終于走上回歸之路，關于如何收回死刑復核權的模式之爭亦塵埃落定。但死刑復核權的回歸只是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的開端，緊隨其后的問題是如何讓死刑復核程序由權力型程序成為權利型程序?這一問題牽涉甚廣，但毋庸置疑的是，對該問題的回答離不開對死刑復核程序中至為關鍵的訴訟角色——被告人之境遇狀況的關注，從一定意義而言，這是構建權利型程序的切入點。基于此，本文擬對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訴訟權利的現狀、擴展及其實現進行分析探討，以期促進我國死刑復核程序的進一步完善。

一、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應當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

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應當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這一結論首先意味著死刑復核程序屬于一項訴訟程序，因為在一個非訴訟程序中無所謂訴訟權利的存在。然而，運行于刑事訴訟機制之內的死刑復核程序究竟是否訴訟程序?這一問題看似荒謬卻是目前學界一種真實的困惑，也是本文首先必須討論的前提問題。

現行的死刑復核程序與我國古代的死刑復核復賽程序在某種程度上可謂一脈相承，與這種淵源關系密切相關，我國古代司法活動中“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控制司法”的典型特征也在我國現行死刑復核程序中留下了痕跡。死刑復核程序的單方性和封閉性特點甚至使得這一程序在性質的界定上陷入爭議和尷尬之中。有學者認為死刑復核程序是“在法院系統內部對死刑裁判的審核把關性質”，“中國的死刑復核的本質是‘核’而不是‘審’，‘核準’的性質更接近于‘批準’，有點類似于政府對重大項目的審批。因此，不能按照獨立審級的模式來把握復核程序，而應當按照審批的思路來設計復核程序。”還有學者認為死刑復核程序的實質是“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判處死刑案件的一種監督程序”。在筆者看來，上述觀點一定程度上是對現行死刑復核程序運行特點及功能的如實描述，但若簡單地把現象現為本質，則必然導致對死刑復核程序本質的誤讀。死刑復核程序作為人民法院這一司法權的專屬機關對死刑案件進行全面審查的程序，其性質理應屬于司法權的運行程序也即訴訟程序，而絕非其他。無可否認，現行死刑復核程序的運作方式具有較濃厚的行政審批色彩，但事實上這是對死刑復核程序本質的扭曲，是司法權異化而產生的癥候，解決問題的關鍵則在于克服司法權的行政化傾向，讓死刑復核程序在訴訟軌道內按照訴訟活動的內在規律運行。

對死刑復核程序性質的定位有助于把握對該程序予以改革完善的方向和思路，不僅如此，只有在肯認死刑復核程序的訴訟程序屬性的前提下，討論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訴訟權利才有其邏輯可能性和必要性，因為訴訟權利是參與者在訴訟過程中才會依法享有的為實現一定的利益而為某種行為或不為某種行為，或要求他人(包含請求法院等國家專門機關)為某種行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能力和資格。在一個非訴訟程序中，則無所謂當事人或其他參與者的訴訟權利。正是以對死刑復核程序性質的認識為基礎，筆者認為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應當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

首先，這是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程序主體性地位的必然要求。在漫長的訴訟發展史上，國家專門機構在訴訟中一度居于至高無上的主宰地位，被告人只是被國家權力處置的對象。而在訴訟民主化進程中形成并逐漸得到普遍認可的現代程序主體性理論則旨在強調被告人在訴訟中與國家專門機構同等的程序主體地位。盂德斯鳩指出：“法官還應與被告人處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說，法官應該是被告人的同輩。這樣，被告人才不覺得他是落到傾向于用暴戾手段對待他的人們的手里。”與被告人的平等性訴訟地位相適應，被告人理應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享有支配環境的某種手段和能力，正如有的學者所言，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體性之有無或大小強弱，應當看他們在訴訟中有無基本的人格尊嚴，能否在涉及個人基本權益的事項上擁有影響力和選擇權，能否積極主動地決定自己的訴訟命運。因此，在死刑復核程序中，賦予被告人廣泛的訴訟權利，保障被告人享有參與訴訟進程、影響死刑復核結局的能力，這是被告人程序主體性地位的內在要求和具體體現。訴訟權利的充分享有和行使是被告人程序主體性地位的現實保障，如果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不能享有一個被追訴者應當事有的充分的訴訟權利，則無疑是對其程序主體地位的否定和抹煞。

其次，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應當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這是增強死刑判決可接受性的必然要求。死刑作為直接消滅人的肉體的刑罰方式，是對人的根本否定，其非人道性難免導致在一個理性社會中滋生對這一酷刑的天然排斥，而這種情形顯然不利于發揮死刑預期的刑罰功能。因此，如何盡可能地增強死刑判決的可受性是死刑適用過程中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賦予被告人與其主體地位相應的訴訟權利，一個重要的意義就在于調動被告人參與訴訟的主觀能動性，通過給予被告人程序上的充分機會而使其對判決的形成有更為深刻的理解，增強對裁判的信服程度;反之，如果限制或剝奪被告人參與裁判形成過程的機會，忽視被告人應有的人格尊嚴和自主性，則必然導致被告人對不利裁判的憤懣和抵觸。在死刑復核程序中，這些訴訟權利的享有和行使對于被告人更為重要，由于死刑判決無出其右的嚴酷性，被適用者對死刑判決的對抗情緒相對任何其他刑罰判決都要大得多，這是人之求生本能的反應，如果死刑被適用者甚至不能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那么死刑判決的可接受性顯然將無從談起。

再次，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應當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這是保障死刑正確適用從而實現實體公正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訴訟中，賦予被告人充分的訴訟權利，一方面有助于減少國家權力的恣意行使和擴張，從而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為國家權力濫用而導致的冤假錯案，另一方面有助于被告方有效地和控方進行對抗，而對抗制乃是迄今為止人類在訴訟中發現真實的最好裝置，正是在這兩層意義上，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賦予和保障將有助于實體公正的實現。倘若說，對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被告人應享有的訴訟權利的漠視或侵犯可能造成刑及無辜的后果，那么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如果不能確認和保障被告人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所可能導致的則是錯殺濫殺無辜這一不可逆轉的嚴重后果。因此賦予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充分的訴訟權利是正確適用死刑不可或缺的保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應當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意味著他不僅應該享有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被告人的訴訟權利，而且應當享有特殊的訴訟權利。因為僅僅從一個普通被追訴者的角度對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進行考量顯然是不夠的，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個處于生死關頭、極有可能最終適用死刑的被追訴者。死刑意味著對個體生命的剝奪，而生命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依托，人一旦失去生命則萬事皆休，這正是生命于人之至高無上的價值所在。人們也因此無比珍視生命，并以無比慎重的態度對待每個生命的消失。當死刑作為一種“不得已的惡”必須存在時，死刑的適用過程同樣應該體現對生命的特別尊重。死刑復核程序便是基于對生命的尊重而設置的特別審判程序，旨在防止錯殺濫殺、嚴格限制死刑以及確保對死刑的文明適用。誠如英國法理學家哈特所言：“只要發現有一個無辜者被處死，盡管這種危險小，對死刑便不能漠視，這種可能性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危險。”然而國家權力天然擴張的屬性和人的主觀認識的可錯性卻無奈地暗示著這種“不能容忍的危險”的存在。正因為如此，在死刑復核程序中，有必要賦予被告人特殊的訴訟權利，使其享有相對于普通案件審判程序被告人更多的手段和機會以遏制國家權力的濫用誤用，增加揭示案件真相的可能性，如此方能體現對生命的特殊保護，方能發揮死刑復核程序的預期功能。

二、國際公約中關于面臨死刑的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相關規定

自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對死刑提出質疑，數百年后的今天，死刑在刑罰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已不復存在，死刑由濫用走向慎用。與實體法上的這一演變趨勢相應，通過程序限制死刑的理念亦逐漸形成并在實踐中得到彰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范圍內人權意識的高漲，聯合國通過了一系列人權保護的國際公約，其中1966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權公約》)和1984年的《關于保證面臨死刑者權利的保障措施》(以不簡稱《保障措施》)集中體現了對死刑案件中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強調和保護。具體而言，上述國際文件中關于面!陸死刑的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規定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面臨死刑的被告人應當享有普通案件審判程序被告人所享有的訴訟權利

死刑案件被告人因其所涉罪行及可能判處刑罰的嚴重性而區別于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的被告人，但面臨死刑的被告人首先是一個處于被追訴地位的程序主體，這一點與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的被告人并無二致。因而面臨死刑的被告人首先應當事有與普通案件審判程序被告人同樣的訴訟權利。《保障措施》第5條的規定無疑充分肯定了這一點：“只有在經過法律程序提供確保審判公正的各種可能的保障，至少相當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所在的各項措施，包括任何被懷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有權在訴訟過程的每一階段取得適當法律協助后，才可根據主管法庭的終審執行死刑。”根據該規定，確保死刑案件審判公正的各種保障措施，至少應該達到《兩權公約》第14條規定的標準，而《兩權公約》第14條主要是通過賦予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被告人一系列特定訴訟權利的形式來確立審判公正基本要求的。顯然，《保障措施》認為面臨死刑的被告人首先應當享有普通案件審判程序被告人所享有的訴訟權利。從《兩權公約》第14條的規定來看，這些訴訟權利主要是：

(1)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判;

(2)所有的人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

(3)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

(4)迅速被告知對其提出的指控的性質和原因;

(5)有權親自辯護和選擇律師辯護，并享有法律援助權利;

(6)受審時間不被無故拖延;

(7)在法庭上有權于同等條件下詢問對其有利或不利的證人;

(8)在法庭上有權免費獲得譯員幫助;

(9)不被強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

(10)被判有罪者有權由較高級法院進行復審。

(二)面對死刑的被告人應當享有特殊的訴訟權利

面臨死刑的被告人應當享有普通案件審判程序被告人所享有的訴訟程序，但這只是保障死刑判決正確文明適用、提高死刑判決可接受性的最低要求。作為面臨死刑的特殊程序主體，死刑案件被告人理應得到特殊的保護。《保障措施》第5條規定中的“至少”一詞也表明《兩權公約》第14條中的諸項訴訟權利對于面臨死刑的被告人而言只是最低限度的權利保障標準，針對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保障措施》和《兩權公約》進一步規定了面臨死刑的被告人有權享有以下訴訟權利：

1.特殊的上訴保障權。《保障措施》第6條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均有權向擁有更高審判權的法院上訴，并應采取步驟確保這些上訴成為強制性的。”據此，復審成為死刑案件的必經程序，死刑案件的上訴不僅是一種權利性行為，而且是具有強制性或者說自動性的行為，這也正是死刑案件中被告人訴訟權利的特殊性所在，目的在于確保所有死刑案件均能得到更高級別的法院的重新審理，減少死刑案件錯判的可能性。

2.特殊的律師幫助權。《保障措施》第6條規定，只有在任何被懷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罪的人都有權在訴訟過程的每一階段取得適當法律協助后，才可根據主管法庭的終審執行死刑。此外，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號決議中更明確地要求，“通過允許他們準備辯護的時間和條件，給受到可處死刑的指控的人提供特殊的保護，包括在訴訟的每一階段提供高于在非死刑案件中所提供的保護的充分的律師幫助。”這些規定表明，面臨死刑的被告人應當享有比非死刑案件被告人更為充分的律師幫助權，沒有獲得律師幫助的被告人最終不能適用死刑。

3.申請赦免、減刑的特殊權利。《兩權公約》第6條第4款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可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保障措施》第7條亦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有權尋求赦免或減刑，所有死刑案件均可給予赦免或減刑。”《保障措施》第8條相應規定，“在上訴或其他求助程序或者與赦免或判決的減輕有關的其他程序未決時，不得執行死刑。”申請赦免、減刑是終審判決死刑的人所享有的特殊權利，其目的在于賦予面臨死刑者更多的救濟手段以盡可能減少死刑的實際適用。

三、對我國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及其保障的現狀分析

死刑復核程序是我國刑事訴訟中所特有的一項審判程序，有些國家的刑事訴訟中雖然就死刑案件的某些細節性問題有特別規定，但各國并沒有針對死刑案件設置專門的救濟程序，就此而言，死刑復核程序是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的特色和亮點，其設置本身就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體現了對死刑案件被告人的特別保護。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多年來死刑復核程序的實際運作情況表明該程序并未能充分發揮其預期功能，其中死刑核準權的下放的確是制度設計上一個重要的癥結，但這顯然不是唯一的問題所在。立法現狀和司法實踐表明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缺失是另一個突出存在因而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缺乏最低限度的訴訟權利保障

1.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基本被虛置。

如前所述，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也理應享有(上訴權等個別訴訟權利除外)，對于面;陸死刑者而言，這是最低限度的訴訟權利保障。然而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和司法實際來看，情況并非如此。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普通案件審判程序的被告人享有一系列訴訟權利，一般劃分為防御性權利、救濟性權利和推定性權利三種。具體包括適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權、知悉權、申請回避權、參加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權、法庭審判中的最后陳述權、辯護權、獲得法律援助權、未經依法判決不得確定有罪權、獲得獨立公正公開審判權、對生效裁判的申訴權等。如果說普通案件審判程序被告人的上述訴訟權利的行使尚存某些不盡如人意之處，那么死刑復核程序中的情況顯然更糟糕。

一方面，由于較長時期以來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權，對死刑案件進行二審以后只需援引授權規范就滿足了死刑復核程序的合法性要求，從而導致相當數量死刑案件的死刑復核程序名存實亡，被告人理應享有的種種訴訟權利自然也無從談起;另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審理的死刑復核程序卻又采取單方性的書面審理的方式，被告人無從參與審理過程，從而導致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在死刑復核程序中不復存在或者完全虛置，無法貫徹落實。舉例來說，死刑復核程序中的被告人照理應該享有申請回避的權利，然而由于采取書面審理的方式，被告人不出庭，也沒有相應的知悉權，無法知道死刑復核程序合議庭的組成情況，結果自然是導致申請回避權的落空。不僅如此，有的司法解釋甚至明確以死刑復核程序的“特殊性”為由否定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享有在普通審判程序中享有的訴訟權利，似乎死刑復核程序的特殊性就體現為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蕩然無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1月27日《關于律師參與第二審和死刑復核訴訟活動的幾個問題的電話答復》中明確規定：“死刑復核程序是一種不同于第一審和第二審的特殊程序。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律師可否參加訴訟活動的問題，法律沒有規定，因此不能按照第一審、第二審程序中關于律師參加訴訟的有關規定辦理。”這意味著在死刑復核過程中，辯護方無權參與，辯護權的行使成為空白。

2.《兩權公約》第14條關于被告人基本訴訟權利的某些規定在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沒有得到確認。

刑事訴訟法賦予普通案件審判程序中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基本被虛置甚至被否定，這是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匱乏的重要體現，但并非全部。事實上，現行刑事訴訟法關于普通案件審判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規定本身也存在諸多問題，遠未臻于完善。一般認為，《兩權公約》第14條確立了關于刑事訴訟被告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訴訟權利的國際標準，對于各國刑事訴訟被告人訴訟權利體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價值。倘若把這一國際標準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一簡單對照，就會發現，《兩權公約》第14條關于被告人基本訴訟權利的某些規定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尚未得到確認，主要包括無罪推定、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免受雙重危險的權利(一事不再理)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條文吸收了無罪推定的有關精神，但學界普遍認為該規定有別于無罪推定，與完整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尚有距離;現行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盡管該條文僅規定被追訴人在偵查階段有如實回答的義務，而未明文規定被追訴人在法庭審理過程中也有如實回答的義務，但學理上一般認為如實回答的義務也適用于審判階段，而實務中審判人員在訊問被告人之前或訊問過程中要求被告人“如實回答”也是眾所周知的普遍做法，顯然，我國立法不僅沒有賦予被告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反而給被告人強加了如實供述的義務;此外，免受雙重危險的權利也沒有得到立法認可，即使是生效裁判也不具有永久性終結追訴的效力，一旦認為裁判確有錯誤，不論是對被告人有利的還是對被告人不利的情形，任何時候都可以就同一犯罪事實再次進行審判。

無罪推定、不受強迫自證其罪以及免受雙重危險等訴訟權利作為最低限度訴訟權利國際標準的有機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沒有確立上述訴訟權利，即使是相對較為規范的普通審判程序中，被告人也缺乏上述基本訴訟權利的保障，因此在長期以來備受忽視，甚至一定程度上陷入名存實亡境地的死刑復核程序中，對于被告人而言，這些訴訟權利就更是無從論及了。但這些基本訴訟權利的缺失所帶來的危害已逐漸為人們所認識，而且，在死刑復核程序這一生死攸關的程序中，上述權利的缺失無疑危害更大。我們無法否認，近些年來相繼曝光的杜培武案、李化偉案、聶樹斌案等死刑錯判案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沒有徹底推行無罪推定，被告人不享有不受強迫自證其罪權利所導致的惡果;我們也無法想象，一個被告人經死刑復核程序改判后，事隔經年再以錯判為由將其揪出進行再審，法律的權威和穩定將遭受怎樣的挑釁?而被告人又將承受何種非人的折磨?

(二)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缺乏特殊訴訟權利保障

死刑復核程序是我國死刑案件與非死刑案件在審判程序上的重要區別所在，其宗旨在于確保死刑的嚴格準確適用，實現慎殺、少殺，避免錯殺濫殺，同時籍助死刑復核程序的設置使被告人享有相對于普通案件被告人更多的“自救”途徑，體現對死刑案件被告人人格尊嚴和自主性的尊重，體現對生命的特別保護。然而與這一宗旨相去甚遠，現行死刑復核程序雖有“特別審判程序”之名卻無“特別”之實，沒有賦予被告人任何與“特別審判程序”相對應的特殊的訴訟權利。

1.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沒有特殊的法律幫助權。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人民法院只在一審和二審程序中承擔為死刑案件被告人指定辯護人的義務，因而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無權獲得強制性的法律幫助權;不僅如此，實踐中人民法院也沒有告知被告人有權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致使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所應該享有的與律師聯絡的權利沒有得到落實;此外，被告人的自行辯護權也沒有得到切實保障。司法解釋僅規定高級人民法院復核或者核準死刑(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案件時必須提審被告人，這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案件則不必提審被告人，使得被告人無法直接參與法庭審理并通過口頭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即使是高級人民法院復核的案件，高級人民法院的提審顯然也不能代替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審。總之，被告人的自行辯護權受到極大的限制。事實上，死刑復核程序中的被告人不僅沒有特殊的法律幫助權，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辯護權保障措施。

2.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沒有申請赦免、減刑的特殊權利。《兩權公約》和《保障措施》都規定了面臨死刑者有權申請赦免和減刑。一般認為赦免、減刑是從司法程序之外尋求限制死刑適用的途徑，但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號決議中進一步明確建議各成員國“就所有死罪案件提供有寬恕或者赦免規定的強制性的上訴或者復核。”這意味著赦免、減刑制度可以納入司法程序之中，在強制性的上訴或復核程序中賦予死刑案件被告人申請赦免、減刑的特殊權利，這種權利在性質上當然也應該屬于訴訟權利。目前，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減刑制度，但僅適用于執行階段且不適用于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者;憲法中規定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發布特赦令，但這一規定過于原則，對赦免的適用情形、程序、效力缺乏具體規定，不具備任何法律技術層面上的操作價值，實際上，建國后僅針對戰爭罪犯進行過七次特赦，近三十年的時間里赦免制度都處于棄置不用的狀態。

(三)沒有為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窮盡所有救濟手段提供必要保障

死刑一旦執行即具有不可逆轉性，因此死刑的實際適用也即執行應以被告人窮盡所有救濟手段為前提。《保障措施》第8條規定，“在任何上訴或采取其他申訴程序或與赦免或減刑有關的其他程序期間，不得執行死刑。”《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475條規定，通常情況下，死刑終審判決作出后，法務部長應當在6個月內簽發執行死刑的命令，但如果被告人請求恢復上訴權或提起再審，提起非常上告或請求恩赦，那么在上述程序終結之前，死刑判決應當延期執行。這些規定都旨在為死刑案件被告人用盡所有救濟手段提供必要的時間保障。而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卻看不到類似的保障性措施。作為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最終救濟手段之一的申訴權本應當受到特別保障，然而實踐中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申訴權的行使卻反而受到很大限制。在我國通常的做法是，死刑核準裁定與死刑執行命令幾乎同時下達，幾乎不存在時間間隙，即使被告人需要就生效死刑裁判提出申訴，也根本沒有時間上的保障，實際上剝奪了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提起再審的機會。這種情況下，必然導致死刑案件的救濟機制不僅不比普通案件充分，而且比普通案件薄弱。首先，從形式上來看，普通案件除一審、二審外，有審判監督程序;死刑案件除一審、二審外，還有死刑復核程序，兩者似乎是相等的，但反過來，也可以說死刑案件相較于普通案件并未受到更多特別對待;其次，審判監督程序無論按照一審程序審理或者二審程序審理，被告人都有參與法庭審理和辯論的機會，而死刑復核程序則絕對只能進行書面審理，被追訴方完全沒有參與和進行辯護的機會;再次，如果考慮到司法實踐中大量死刑復核程序名存實亡的狀況，那么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救濟機會就更為薄弱了，因為對于由高級人民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而言，只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裁判就必須交付執行，因而被告人最多只能接受一審、二審兩次審判。

四、我國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完善與保障

權利理論是現代法律的基本敘事，其原因在于，盡管權力對社會秩序的形成必不可少，但它必須囿于權利規則的范圍之內實施才具有正當性，權利的話語和技術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抵消權力的內在支配性。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的實施對公民尤其是被告人的生命、自由、財產等基本權益影響巨大，因此通過賦予被告人充分的訴訟權利以限制國家權力的膨脹，避免國家權力對被告人個人權利的不當侵越是刑事訴訟程序設計的重要維度。死刑復核程序作為針對死刑案件的特別審判程序，關涉被告人的生死，因而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的多少及其實現程度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如前所述，現有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對于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規定處于極度匱乏狀態，因此筆者認為，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準權之后，重構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的訴訟權利體系并配置相應的權利保障措施是進一步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的當務之急。

那么，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訴訟權利體系的構建和完善應以何為標準?從立法的角度而言，由于死刑復核程序屬于我國獨有的死刑案件特別審判程序，國際標準中并不存在針對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的明確規定，但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無疑也屬于《保障措施》中所指稱的“面臨死刑者”的對象范疇，正是基于這一考慮，前文中筆者對國際公約中有關面臨死刑者的訴訟權利的規定進行了考察。結合前述國際公約的相關內容和我國的立法和司法現狀，我國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完善與保障至少應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賦予被告人死刑復核程序審理方式的選擇權，確保被告人享有普通案件審判程序所享有的訴訟權利，除非其自行放棄

我國死刑復核程序長期以來都是采取書面審理的方式。法官的復核結論完全基于原審判決的書面材料而做出，要在這些已經經過一審或二審程序過濾過的書面材料中找出瑕疵或漏洞，其可能性可想而知;對于被告人而言，他基本無法參與到關系其生死的死刑復核程序中來(盡管高級人民法院復核或者核準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案件時必須提審被告人，但參與程度無疑極低)，從而導致一個普通案件被告人能夠享有的訴訟權利，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卻不能享有。目前學界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書面審理方式一致持否定態度，在此基礎上有的學者主張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決定審判方式，有的主張一律采用開庭審理方式。筆者認為死刑復核程序的審判方式應以開庭審理為原則，通過開庭審理，使被告人的申請回避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權、法庭調查權、法庭辯論權等諸種訴訟權利得到直接、有效的落實，從而為死刑的正確適用提供保障。與此同時，筆者認為可以賦予被告人選擇審判方式的權利，如果被告人對事實的認定和法律的適用無任何異議進而選擇適用書面審理方式的，視為被告人對庭審權利的放棄，死刑復核程序可以書面方式進行，這一制度設計的目的在于禁止最高人民法院擅自限制或剝奪被告人參加庭審的基本權利，同時在尊重被告人自主性的前提下，起到適當減少經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的作用。

(二)賦予被告人獲得強制辯護的權利，確保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辯護權的實現

辯護權是被告人訴訟權利的核心和基礎。在死刑復核程序中，辯護權的行使關系到被告人的生死，因而更為重要。然而在我國現行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辯護權幾乎完全處于被忽略的境地，辯護權的缺位，顯然不利于合議庭澄清控辯雙方在認定事實和法律適用上的分歧，同時也不符合現代人道主義的基本要求。按照國家公約的規定，面臨死刑者不僅有權獲得法律幫助，而且有權獲得特殊的保護，即高于非死刑案件中所提供的保護。因此在將來的死刑復核程序中，首先應當通過保障被告人的訴訟參與權為其提供充分的自行辯護機會;其次應賦予被告人獲得強制辯護的權利，在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情況下，由法院承擔為其指定辯護律師的義務，而且可以考慮由被告人或其近親屬提出辯護律師人選，人民法院在此基礎上指定相應的辯護律師，從而使強制辯護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時體現對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辯護權的特殊保障;再次應為辯護律師訴訟權利的實現創造條件，取消對律師調查取證的不當限制。具體而言，自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死刑復核案件之日，辯護律師就有權查閱、復制、摘抄案卷材料，最高人民法院至遲應在開庭前一個月通知辯護律師有權查閱、復制、摘抄案卷材料，以此確保辯護律師有足夠的閱卷時間和辯護準備時間;同時，規定辯護律師向證人或者其他單位和個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有關人員應當配合，以保證律師調查取證權的落實。

(三)建立死刑延期執行制度，為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窮盡救濟手段提供必要時間保障。

死刑復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終審程序，死刑判決一旦經過復核就成為生效判決，生效判決即可交付執行，從程序設計的一般邏輯考慮，把經過死刑復核的案件立即交付執行似乎無可厚非，但這一做法顯然忽略了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對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而言，死刑的執行意味著一切都失去意義，即便是后來通過再審糾正之前的錯誤判決又如何?冤案已經鑄成，一切都將于事無補。因此不僅要賦予被告人對生效死刑判決尋求最終救濟的手段，而且應當為之提供充足的保障條件，一方面明確規定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有權在收到死刑復核裁定書后一定期限內(15-20天)提出申訴，另一方面，在被告人提起申訴的情況下，應當延期執行死刑，決定是否再審。同時為了防止久拖不決，法律可對申訴的次數作出限制，規定經過兩次申訴，法院仍然維持死刑判決的，即應交付執行。

(四)賦予被告人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確立無罪推定原則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款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以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同條第3款庚項規定，被追訴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因此無罪推定和不受強迫自證其罪屬于國際公約所確認的被追訴人應當享有的基本訴訟權利。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無罪推定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證明被告人犯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不能因為被告人不能或沒有證明自己無罪便認定其有罪，不能因為被告人拒絕陳述便認為其認罪態度不好而加重刑罰。可見被告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應有之義。賦予被追訴人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進而完全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是人權保障的內在需要，在偵查階段有助于抑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在審判階段有助于提升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從而增強控辯對抗性。

對于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而言，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一則促使法官認識到盡管被告人可能面臨死刑的適用，但依舊是與控方處于同等地位的訴訟主體，應當依法享有各種訴訟權利，既可以以申辯的方式進行積極防御，也可以沉默的方式消極防御;二則促使法官遇到疑案懸案時果敢地采用“疑案從無”的處理方式，切實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然而在死刑案件的審判實踐中，法官遇有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情形時往往斟酌再三后作出死緩之類“留有余地”的判決，既避免了造成人頭落地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又沒有讓可疑分子逃脫于法網之外，看似屬于兼顧人權保障和犯罪懲罰的最佳選擇，實則卻是“莫須有”的治罪方式，在仁慈的表象不是無稽的殘酷。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是無罪推定原則缺失的結果，由于刑事訴訟法沒有全面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的觀念自然無法普及和深入，因此盡管法律上規定了“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形式，但實踐中卻依然是“寧枉勿縱”的觀念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筆者主張明確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此外，在死刑復核程序中，如果經審理發現原判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級人民法院應當有權直接改判，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而無需采用發回重審的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體現和貫徹無罪推定的精神。

(五)賦予被告人免受雙重危險的權利，對不利于被告人的死刑案件再審程序的啟動和適用予以適當的限制。

一事不再理是發軔于古羅馬的一項古老的訴訟原則，在英美法系又被稱之為“免受雙重危險”原則。時至今日這一原則已在許多國家的刑事訴訟法典以及相關國際公約中得到確立。在美國，“免受雙重危險”被視為被告人的一項基本訴訟權利，并上升為憲法原則。賦予被告人免受雙重危險的權利，一個重要的目的在于對國家的追訴能力和機會作出必要的限制，從而盡可能實現被告人和國家之間訴訟能力的平衡，防止因國家追訴權濫用而導致對被告人權利不應有的侵犯。但這并非意味著任何案件都不允許重新進行審判，為了協調既判力與案件實體真實之間的沖突，各國基本上都規定了一定條件下對案件予以重新審判的制度，以之作為一事不再理或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例外。從有關再審制度的規定來看，各國對再審程序的啟動和適用都持謹慎的態度。譬如，英美法系國家以及法國、日本等國家都規定只允許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德國雖然也允許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但也確立了再審不加刑原則以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相較之下，我國的再審程序完全是建立在實體真實主義基礎上的糾錯程序，可以隨時對生效裁判進行重新審理而且沒有次數的限制，被告人始終面臨再次追訴的潛在危險。尤其是死刑案件中，如果檢察機關認為被告人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檢察機關即可提起抗訴，對于檢察機關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必須重新審理，這意味著被告人重新面臨判處死刑的危險，顯然有損司法的正義性。

因此，筆者主張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賦予被告人免受雙重危險的權利。再審程序只能在法律規定的例外情形下提起，對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程序的啟動和適用予以適當的限制。譬如，對于有利于被判決有罪的人的再審，可以在判決生效后的任何時間提起;對于不利于被判決有罪的人的再審，經過刑法第八十七條所規定期間二分之一者則不得提起再審;為被判決有罪的人的利益提起的再審，不得宣告重于原判決的刑罰;從有利于被追訴人的角度出發，同時避免再審的泛濫，對有證據證明被判處輕罪的人應當被判處重罪或者被判處較輕的刑罰的人應當被判處較重的刑罰的情形，應排除在再審理由之外。基于上述考慮，筆者認為，對于通過死刑復核程序核準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或改判其他刑罰的死刑案件，即使有新證據證明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也不得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除非存在證據被偽造變造或貪污受賄、徇私舞弊等司法不端行為。

(六)建立死刑赦免、減刑制度，賦予死刑復核程序被告人申請赦免、減刑的權利

赦免、減刑制度是限制死刑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兩權公約》和《保障措施》賦予面臨死刑者的一項特殊權利。一般認為，赦免、減刑權屬于行政權，因為赦免一般體現為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以命令方式免除或減輕犯罪人刑罰的方式。不同的觀點則認為，從現代憲政發展的趨勢以及赦免制度的內容、效果來看，赦免權應作為一種司法制度，置于司法權的規制之下。其主要理由是，一方面把赦免權作為一種行政權破壞了權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則，司法具有最終效力的要求就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司法權領域的國家刑罰權應當包括刑罰與赦免二者，刑罰權與赦免權之行使，在于罰與不罰。這是屬于一個制度的兩個方面，因而司法權應當不排除赦免權。筆者贊同后一觀點并主張在刑事訴訟中確立死刑赦免、減刑制度。死刑赦免、減刑權的行使涉及到原生效判決的變更問題，而對生效判決的變更由審判機關來行使更為合理，如裁定減刑、假釋即是如此。事實上，希臘刑法典就明確規定了法院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赦免被定罪人的司法赦免制度。在我國，為保證死刑赦免的嚴肅性，死刑赦免權可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刑事訴訟法應就死刑赦免、減刑制度的適用對象、條件、程序等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對于死刑復核程序的被告人而言，在收到死刑復核裁定書后一定期限內(15—20天)有權提出赦免、減刑的申請，如果本人因患有精神病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而無法提出死刑赦免申請的，其近親屬、監護人也可以代為提出申請。沒有近親屬、監護人的，死刑復核程序的辯護律師也可代為提出申請。另外，《保障措施》第8條規定，“在任何上訴或采取其它申訴程序或與赦免或減刑有關的其他程序期間，不得執行死刑。”據此，在被告人提起赦免、減刑申請的情況下，應當延期執行死刑。

以上內容就是我國在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享有的相關訴訟權利。在逐漸開放的過程中，我國司法制度也在于國際接軌。充分吸收了國際司法制度后，我國制定了屬于自己的死刑復核程序中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