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明順 發布時間：2008-06-05 16:13:18

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關注對人權的保護。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是自然人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格權利，理應得到侵權行為法的首要保護。2003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為貫徹“以人為本”的現代司法理念，加強對自然人的人格權利的保護，經過長達6年的調查研究，出臺了《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解釋》的出臺，統一了人身損害賠償的范圍和計算標準，解決了長期以來賠償標準過低的問題，規定了雇主責任、被幫工人責任和安全義務保障人責任，等等。無疑，《解釋》為人民法院正確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也將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有益的經驗。但是，經過幾年的實踐，侵權領域中尚有許許多多難以準確把握和解決的問題。筆者選擇如下幾個問題，試作探討，權作引玉之磚。

一、關于共同侵權問題

何為共同侵權？我國法律一直沒有明確規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只規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應當承擔連帶責任”，究竟意思共同，還是行為共同，并未明確。因而，長期以來，無論是實務界還是學術界，對共同侵權的構成要件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主觀說認為，共同侵權須以數個侵權人存在共同故意為前提，沒有共同的故意，不構成共同侵權，當然不能承擔連帶責任。主觀說將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完全排除在共同侵權之外，實務中比較容易操作，但對受害人的保護不利，因為是否存在共同故意是侵權人之間內在的心里活動，讓受害人舉證證明侵權人存在共同故意實在太難，甚至不可能，所以主觀說備受批評。客觀說強調，只要數個侵權人實施了侵權行為，并共同導致同一損害結果的發生，不論各侵權人之間有無意思聯絡，均構成共同侵權，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客觀說無疑對受害人的保護十分有利，但往往要加重部份侵權人的責任，有失公平價值觀。

為此，《解釋》為彌補法律空白，在第三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致人損害，或者雖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的規定承擔連帶責任。二人以上沒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但其分別實施的數個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解釋》首次將共同侵權行為的內涵以司法解釋的形式確定下來，分三種情形：一是共同故意，二是共同過失，三是雖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發生了同一損害后果。在充分肯定了主觀說的基礎上，將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中，侵權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情形剝離出來，規定為單獨侵權，即“多因一果”，承擔按份責任。但審判實踐中，對于前兩種情形的認定并不難把握，而對于具體案件中區分數個侵權行為是直接結合還是間接結合，即屬于共同侵權還是“多因一果”問題仍存在較大分歧。筆者通過近幾年的審判實踐，認為區分直接結合還是間接結合應從以下四個方面予以把握：

一、因果關系的種類不同。直接結合中，各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種類是相同的，都是導致損害發生的直接原因。而間接結合中，因果關系的種類是不同的，其中只有一個或一部份行為是導致損害發生的直接原因，其它行為只為損害結果的發生創造了條件，是損害發生的間接原因。

二、因果關系的性質不同。直接結合中，因果關系的性質相同，各侵權行為違反的都是同一義務。而間接結合，因果關系的性質一般是不同的，各侵權行為違反的義務是不同的。

三、竟合方式不同。無論是直接結合，還是間接結合，損害結果都是同一的，表現為一種竟合，但直接結合表現為原因竟合，而間接結合表現為行為竟合。

四、損害結果是否可分。直接結合中，各侵權行為凝結為一個加害整體，產生的損害后果無法區分；而間接結合中，各侵權行為只是偶然結合，產生的損害后果是可以分割的。

為了說明以上區分方法，筆者試舉二例：

案例一：2005年10月，馮某請來自家親友共八人，乘坐其駕駛的農用客貨小汽車，前去幾十里以外的承包地收割大豆。收工后，王某等八人乘車返回，其中有三人站立在車廂內。在返回途中，約晚七時許與李某駕駛的收割機相遇，收割機因故障停靠在公路右側，但收割機上未開啟任何警示燈，前后也未設置警示標志。此時恰巧于某駕駛的油槽車也由此經過，由于油槽車遠光燈被燒毀，車輛靠近光燈前行，當發現前方的大障礙物收割機時忙向左側避讓，恰巧與相向駛來的王某等人乘坐的農用車相撞，造成農用車上的人員均不同程度地受傷，其中王某傷勢最重，下肢截癱，二級傷殘。事發后，交警認定：油槽車燈光不全，車輛帶病行駛，是發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擔主要責任；收割機停靠后未開啟任何警示燈，也未設置警示標志，是事故的次要原因，承擔次要責任；農用車違章載人，也承擔次要責任。王某因索賠不能，訴至法院，要求于某、李某和馮某連帶賠償各種損失20余萬元。

此案中，三被告的行為均是造成王某損害的直接原因，因果關系的種類是相同的；三被告的行為均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規定的義務，因果關系的性質相同；王某的損害是因三被告違反交通安全法規的原因導致的，表現為原因竟合，而非行為竟合；各行為所產生的損害后果無法區分，因為王某的損害只有一個“下肢截癱”，這一損害結果不是三被告的某一行為導致的，而是三被告共同的結果。交警部門雖然確定了三被告的主次責任，但這只是三被告之間內部劃分責任的依據，三被告的行為已經凝結為一個加害主體，共同造成了王某損害。所以，三被告的行為是直接結合，而非間接結合，應對王某的損害承擔連帶責任。

案例二：林某為出售自家生產的蔬菜，沿街叫賣。洪某家的狗從院內串出，將林某咬傷，造成腿部撕裂傷。洪某帶林某到附近的一家醫院治療，醫生為其縫合了傷口后，注射了疫苗和藥物，但醫生因為疏忽誤將過期變質的藥物注入了林某體內，導致林某藥物中毒死亡。林某家人因索賠將洪某和醫院一同告上法庭。

本案中，林某的死亡是醫院錯誤注射了藥物所致，醫院的行為是林某死亡的直接原因。而洪某對其飼養的狗疏于管理的行為，客觀上為醫院錯誤注射藥物創造了條件，疏于對動物管理本身并不能造成藥物中毒的損害后果，故洪某的行為是引起損害的間接原因，二者因果關系的種類不同；醫院的行為是錯誤注射藥物，洪某的行為是疏于對其飼養動物的管理，二者違反的法律規范不同；對林某的死亡結果而言，醫院與洪某表現為行為竟合，而非原因竟合。醫院的行為導致林某藥物中毒死亡，洪某的行為導致林某腿部撕裂傷，損害結果是完全可以區分的。

二、關于共同危險行為問題

何為共同危險行為？我國法律也一直未明確作出規定。在《解釋》出臺以前，法官對共同危險行為的構成要件存在不同的認識，從而導致不同法官裁判相同案件時，出現截然相反結果的混亂局面。為此，《解釋》第四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并造成損害后果，不能確定實際侵害行為人的，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的規定承擔連帶責任。共同危險行為人能夠證明損害后果不是由其行為造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至此，共同危險行為的內涵第一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被確定下來。根據以上規定，共同危險行為的構成應當符合以下特征：

（一）共同行為人實施了具有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

（二）實際侵害人不明；

（三）整個共同危險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關聯性。

基于以上特征我們不難看出，共同危險行為的構成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實施了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為前提，如果受害人不能證明行為人實施了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則不能認定其為共同危險行為人，當然也不能判決其承擔責任。

基于此，我們來討論高空拋物致人損害賠償案是否屬于共同危險行為致人損害。這類案子在現實中并不少見。例如，一個行人在一幢住宅樓下行走，被樓上拋下的一個煙灰缸砸傷，由于找不到具體投擲煙灰缸的人，所以受害人就要求這個單元二樓以上的所有住戶共同賠償。在《解釋》出臺以前，這個問題是頗有爭論的，有的法官認為，如果住戶不能證明自己沒有拋擲煙灰缸，就要承擔賠償責任，當然住戶很難舉出這樣的證據，于是法官就判決整個單元二樓以上的住戶連帶賠償受害人。《解釋》出臺后，這個問題已經沒有必要再爭論了，如果受害人要求整個單元的所有住戶共同賠償，受害人首先要舉證證明他在樓下行走的那一刻，二樓以上的住戶都向樓下拋擲了煙灰缸，只是哪個住戶拋擲的煙灰缸將其砸傷無法查清，此時才符合共同危險行為的特征，否則是不能按共同危險行為判決單元所有住戶承擔責任的。當然有人會問，受害人不能舉證，那么受害人的損失怎么辦？筆者認為，國家制定侵權行為法的宗旨是填平損害，保護受害者的利益，但侵權行為法并不是萬能的，“有損害不一定就有救濟”。當然筆者希望，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應當組織成立一個救助基金會，讓無法找到侵權人或侵權人沒有賠償能力的受害者得到基金會的救助，實現我們理想的“有損害就一定有救濟”。

三、關于死亡賠償金的分配問題

《解釋》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九條對各賠償項目的損失計算方法作了具體規定，可分為具體損失和抽象損失。具體損失包括醫療費、誤工費、就醫交通費等已經實際發生的損失，抽象損失包括被扶養人生活費、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等以抽象的方法計算的損失。從學理上說，《解釋》對具體損失采取的是差額賠償法，損失多少賠償多少；對于抽象損失，《解釋》采取的是定額化賠償法，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村居民年人均生活費為基數，計算一定的年限。對于被扶養人生活費和殘疾賠償金的歸屬已經很明確，被扶養人生活費歸被扶養人所有，殘疾賠償金歸受害者本人所有，但死亡賠償金的歸屬，《解釋》并未明確其歸屬。實踐中死者近親屬常常會因為死亡賠償金的分配問題而產生糾紛，那么死亡賠償金究竟如何分配給死者的近親屬呢？為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應了解死亡賠償金的性質。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將死亡賠償金解釋為精神損害賠償。但這一規定即與現行的國家法律相沖突，實務中也存在無法擺脫的困境。1994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規定，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標準是“上一年度的職工平均工資”，即死亡賠償金是對受害人未來收入損失的的賠償，屬物質領域賠償，而非精神領域賠償，所以最高法院將死亡賠償金解釋為精神損害賠償明顯與現行法律相矛盾。《刑法》第三十六條和《刑事訴訟法》 第七十七條規定“因為犯罪遭受經濟損失或者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最高人民法院正是根據這一規定，于2000年作出法釋[2000]47號《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中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將死亡賠償金解釋為精神損失，則侵權行為構成犯罪的，受害人就得不到死亡賠償金，而侵權行為不構成犯罪的，受害人卻能夠得到死亡賠償金，顯然這是極不合理、極不公平的，導致利益嚴重失衡，理論界對最高人民法院將死亡賠償金解釋為精神損失也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立即糾正了以前的錯誤，在本《解釋》中將死亡賠償金重新解釋為物質損失，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

如前所述，侵權行為法的主要功能是填平損害，死亡賠償金作為人身損害賠償項目之一，當然也不例外，是對死者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從對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方法分析，死亡賠償金在理論上采取是“繼承喪失說”。所謂繼承喪失說，就是因為侵權行為導致受害人死亡，從而導致死者繼承人預期繼承的遺產減少，死亡賠償金就是對死者繼承人預期繼承遺產損失的賠償，在計算標準上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計算參數。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以及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是統計學上的概念。以城鎮居民為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每年公布的統計數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相加的總和與職工人均工資大致相當，人均消費性支出即人均生活費，因而死者在余命年歲中的全部收入大致可分解為可支配性收入和個人消費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性收入計算20年即是死亡賠償金。可支配收入一般大都用于家庭積累和家庭成員共同消費，用于家庭積累的即是死者近親屬預期的遺產。由于侵權行為導致死者近親屬預期的遺產遺失的同時，也導致家庭整體消費水平降低，因而死亡賠償金原則上應參照法定繼承的順序分配。但死亡賠償金必竟不是繼承法規定的遺產，故不能按繼承法“同一順序的繼承人份額應當均等”的規定繼承，因為受害人死亡后，家庭整體消費水平要下降，所以與受害人生前一居生活的家庭成員應適當多分，其他繼承人應適當少分。

四、關于工傷保險賠償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關系問題

在立法上，確定工傷保險賠償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關系，一共有四種模式可供遵循。一種是取代模式，工傷保險取代民事賠償；一種是選擇模式，受害人既可以選擇工傷保險，也可以選擇民事賠償，任選其一；一種是兼得模式，兩者兼得；還有一種補充模式。那么《解釋》對工傷保險賠償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關系采取的是哪種模式呢？

《解釋》第十二條規定“依法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因工傷事故遭受人身損害，勞動者或者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責任的，告知其按《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處理。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顯然，《解釋》在處理工傷保險賠償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關系問題上采用了兩種模式，因工傷事故遭受人身損害采取的是取代模式，工傷保險賠償取代民事損害賠償；而對于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損害采取的是兼得模式，受害人在獲得工傷保險待遇后，仍有權要求第三人給予賠償。最為典型的案例是職工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損害，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職工在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的屬于工傷，職工有權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獲得工傷待遇。但職工獲得工傷保險待遇后，根據《解釋》的規定不能免除第三人的侵權責任，受害人還可以要求侵權人給予民事損害賠償，即此種情況下受害人可以獲得雙份賠償。

　　五、關于如何確定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問題

　　無論是《國家賠償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還是《安全生產法》，在計算抽象損失時，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計算標準都是不同的，《解釋》也不例外。《解釋》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規定，殘疾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和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標準按照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年生活費）確定。但是，區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標準沒有明確，實踐中做法不一，有些地方以戶籍為區分標準，有些地方以經常居住地為標準。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于2006年4月在答復四川省高院《經常居住在城鎮的農村居民因交通事故傷亡如何計算賠償費用的復函》中規定，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和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計算，應當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結合受害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等因素，確定適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性支出）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人均年生活費）的標準。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在具體案件中，法官還是應當充分發揮法官的職業化技能，不但要考慮戶籍、經常居住地等因素，還要考慮受害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和主要消費去向是農村還是城鎮，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則，戶籍、經常居住地、主要收入來源和主要消費去向只要有一項在城鎮，就應當按城鎮的標準計算。這樣做完全符合《解釋》的本意，因為《解釋》第三十條規定“賠償權利人舉證證明其住所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的相關標準計算”。

　　六、關于保險合同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關系問題

　　有學者認為，“受害人與保險公司訂立人身保險合同后遭受他人侵害的，應本著既保障保險合同的正常履行，又要保護受害人請求侵權人賠償財產損失的正當權利的原則處理，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要區分保險合同的險種和賠償性質分別處理。在一般的意外傷害保險中，理賠的保險金包括基本保險金和保險賠償金，基本保險金不具有損害賠償的性質，保險賠償金具有損害賠償的性質。已經領取基本保險金的不影響賠償責任的變化，而領取的保險賠償金可以抵消損害賠償金。在其它人身保險中，如人壽保險，保險金的性質屬于基本保險金，在保險公司依保險合同理賠后，受害人可以向侵權人另行主張侵權賠償。”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不妥，受害人訂有保險合同，如果損害是侵權人造成的，受害人可以同時向保險公司和侵權人要求賠償。理由如下：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第六十七條規定：“人身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第三者的行為而發生死亡、傷殘或者疾病等保險事故的，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給付保險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人追償的權利。”據此規定，在參酌《保險法》其它相關規定來理解，人身保險合同的受害人在特定的條件下具有從保險人和加害人處雙份受償的權利；

　　第二、《保險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規定，訂有財產保險合同的受害人，在投保財產被第三人損害時，受害人可以向保險人或第三人要求賠償，但只能選擇一個請求權行使，只有不足部分才能向另一個責任人追償。

　　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財產保險合同為損失補償合同，被保險人所得賠償不得超過其保險利益，不能因保險關系而取得額外利益。而人的生命及身體不同于財產，無法以金錢來衡量價值。人身保險的保險金額是參照被保險人對保險的需要和交付保險費的能力來確定的，不屬于損失的補償，因而保險法的基本原則是補償原則，不適用于人身保險。人身保險合同不是損失補償合同，保險人不得代位行使投保人或受益人對造成保險事故的第三者的追償權。因此，如果人身保險事故是第三人的責任時，被保險人可以同時向保險人和侵權人要求賠償。

作者單位：黑龍江省嫩江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