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國有資產重組和產權變革“攻堅戰”之際,需要一部既符合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又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國資法》,這一點已取得廣泛共識。但《國資法》草案幾經修改、討論,仍然無法得到各方認可,久久不能面世,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各方面的協調。
首先需要解決的難題就是國資委的定位問題,早在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了國資委的定位是履行出資人職責,擁有管人、管事、管資產三結合的權力,對國有資產經營與管理進行全面監管。但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中,出資人——股東是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股東對經營者和重大事項行使的表決權和管理權是企業內部的管理行為,因此,國資委行使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權當然應包括對國有企業出資人——股東的監管,甚至主要是對出資人的監管。而現有的國資委定位兼具出資人和監管出資人兩種功能,這就存在監管者監管自身的重大矛盾。
而且,目前國資委只管了155家大型國有企業,還有下面五類國有企業和資產不在其管轄范圍:1、金融類的國有獨資和控股企業的國有資產,比如新成立的中國投資公司;2、部委下屬的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3、鐵路、煙草、郵政三個行業的國有資產;4、國家外匯管理局管理的一萬多億外匯儲備;5、廣電集團及大學、醫院等非經營性轉型的國有經營性資產。這些國有資產之所以沒納入國務院國資委,各有各的原因,如金融類,一個出資人既管銀行又管貸款企業,顯然不妥。而把上述都歸一個出資人去管,不僅會產生國家范圍內的關聯交易,為市場經濟和跨國經營所不容,而且現實中也很難管好。那么,我們能不能搞幾個國資委呢?如“金融國資委”、“非金融國資委”、“壟斷行業國資委”、“事業單位國資委”、“外匯儲備國資委”。顯然也是不妥的。問題還是出在國資委的出資人——股東的定位上。
解決上述問題的現實選擇是在統一國務院只能有一個國資委的認識基礎上,把國資委的定位從履行出資人職能轉變到履行管理出資人的職能上,即跳出155家企業的局限,對界定為中央擁有的全部國有資本發揮監督管理的作用。
其次,將于2008年開始實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也可能無法起到原先預期的作用。在原來的設計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由國資委獨立制作,和財政部制作的公共預算一樣,每年由國務院審批,并向全國人大匯報表決通過。這一體系同財政部的社會公共預算(含社會保障預算)體系實質性分離,分類管理。但是按照2007年9月8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財政部仍然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主管部門,這就會造成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名不副實的嚴重問題。
財政部的社會公共預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般功能決定的,它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致。國資委的資本預算是由我國的公有制決定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功能。公共預算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收,主要用于社會公共支出。資本預算的收入是憑借國有資本取得的投資收益和資產轉讓收入,主要用于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準則和根據國有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控制力考慮,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行業,實現國有資本的增值。同時,也可根據全國人大和國務院批準的預算安排向社保基金撥付。
兩者來源不同、性質不同、去向也不同,因此不能由財政部統一管理。否則國資委就僅僅是財政部和企業之間的一個“漏斗”,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制也會流于形式,不能長久,最終,要么國資委被財政部吃掉,使我國新國資體制的戰略構思難以實現,要么二者持續扯皮,無法實現國有資本的最大價值。
綜上所述,這兩大問題的存在,使得《國資法》的出臺成為了一個艱巨而漫長的過程。但這些問題的存在又具有必然性,因為《國資法》不同于《民法》、《刑法》,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我國的立法實踐中,都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只能依靠我們自己去探索。我相信,這一歷史難題終將得到圓滿解決。#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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