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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公積金增值收益權屬亟需立法厘清
“這是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張泓銘與《法制日報》記者在談到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用于廉租房建設時指出其涉嫌違法。“住房公積金屬于私人資金的集合，目前由政府所掌控的管理權應視為人民委托代理，政府如將其作為財政資源使用十分不妥。 ”
公積金增值收益到底姓公還是姓私？這個問題確實要搞清楚。據統計，截至2007年，全國公積金增值收益已累計向同級財政上繳城市廉租住房建設補充資金79億元。如果算上2008年，應該超過80億元，這部分資金算得上是海量。如果姓私，用這部分資金建設廉租住房，產權就屬于私權范疇。但事實上是，廉租房的產權屬于國家；如果姓公，以此建設廉租房在保障弱勢群體安居上就成了沒有任何問題的公共善舉。
遺憾的是，判定住房公積金公私權屬的規定互相矛盾，彼此打架。按《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住房公積金的增值收益用于建立住房公積金貸款風險準備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費用和建設城市廉租住房的補充資金。”但該條例第三條規定：“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和職工所在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屬于職工個人所有”；第五條則又規定：“住房公積金應當用于職工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挪作他用。”一個條例里面，三條規定相互矛盾，構成了法制規范下的權屬沖突。這樣的法規瑕疵，導致了法治過程中的南轅北轍，造成了權屬不清的利益糾葛。
但必須指出，相較于物權法，這個條例的規格顯然不高。因此，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的權屬關系只有通過新的立法厘清才能徹底解決。在房市紊亂的情況下，厘清其公私身份更顯得迫切。現實是，既然“兩會”上發出了挑刺法律的聲音，而且這樣的聲音還相當理性，那么，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部分就不可以擅用，就應等到新法理順相互矛盾的條文之后再行善用。否則，如果公權引用《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公眾就會搬出該條例的第三條、第五條來反對，從而不僅會造成公私之間的扯皮，也會損壞法治社會的基本原則。
公積金增值收益權屬爭議的核心還是權力和權利的關系問題。在以法治為基準的社會現實下，一些既有的法條看似完美無缺，但在法治實踐中往往暴露出明顯的漏洞來。以《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為例，就烙上了時代的局限，和更高層次的物權法無法實現私權救濟的無縫對接。更為吊詭的是，由于住房公積金的構成由個人和單位按比例繳納，從而造成了其血統來源上的公私界限不分。
而且，也并非所有國民都有公積金，因而從公權到公民對公積金的理解往往都視作是職工福利。竊以為，這就是《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在立法途徑中有意無意兼顧公私利益的主因。而政府在動用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的時候，以為承建的是民心工程，又有法可依，也就當成了可供支配的公共財政。但是公共財政是陽光財政，是“取眾人之財辦眾人之事”。當其曝曬于陽光下時，人們發現了其私權屬性，因而并非大眾之財，而是小眾之財。以小眾之財辦眾人之事，其本質就是行政強制下的以私濟公。
所以，由于《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文本打架，造成了“公說公有理、私說私有理”的尷尬。破解這一尷尬，更新法律文本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但也必須指出，住房公積金面臨著公平再造的問題，即公積金應該從部分人的“福利”升華為所有公民的福祉，形成利益均沾的權利對等。在此前提下，無論公積金還是其增值收益部分的私權屬性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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