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簡介：2003年9月25日18時30分許，邱某某因其妻安某某與曾有不正當關系的張某某又有來往，即從家中拿了一把剔骨刀，跟蹤安某某。邱*安、張二人表現親密，怒火中燒，遂趁二人穿過鐵路站場又返回時，上前將張某某推倒在地與其爭執，隨后二人廝打在一起，在廝打過程中，邱某某用隨身攜帶的剔骨刀將張某某背部、左腋下、左胸部、左前臂、右膝內側等處扎傷后逃回家中，并將帶血的衣服燒毀。張某某被安某某送到醫院后因被刺破雙腎臟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二、控辯意見：公訴機關指控：邱某某犯有故意殺人罪，提請法院依法懲處。邱某某的辯護律師提出：邱某某作案時沒有殺人的故意，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其余意見略）。三、認定與分析：一審法院通過全面審查在案證據，查明事實并考慮到本案在起因上被害人存在一定過錯等因素，最終認定：被告人邱某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余判決內容略）。宣判后，邱某某沒有上訴。本案控辯雙方在案件定性上的爭議，主要源于對邱某某作案時主觀故意的內容認識不同——究竟其所持是殺人的故意，還是僅有傷害的故意，卻最終導致被害人張某某的死亡？我國刑法第十四條第一款對故意犯罪的概念有明確的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也就是說，犯罪的故意包含兩個要素：一是行為人對自己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結果的“明知”，在學理上解釋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二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發生所持的心理態度，要么“希望”該結果發生，即直接故意；要么“放任”該結果發生，構成間接故意。實施危害行為的人在主觀方面必須同時具備這兩個因素，才能認定其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構成故意犯罪。犯罪動機不是犯罪構成必備的主觀要件，一般不會影響案件定性，只在量刑上會有所考慮。本案所涉爭議關系到兩種犯罪的具體情形，即：故意殺人的既遂與故意傷害致死。故意殺人既遂是完全具備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的一種犯罪形態。行為人在主觀方面應具備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正是其希望或者放任的。而故意傷害致死在我國刑法中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罪名，它是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行為人在主觀方面應具備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故意，行為人對出現了致人死亡的后果既不希望，也不放任，而是一種過失的心理態度。以本案為例，邱某某攜刀跟蹤妻子的初衷雖然只是想嚇唬比自己強壯的張某某，結果卻在打斗激烈時使用了該刀具對張某某亂刺，造成張多處要害部位被扎傷的結果。邱某某作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張某某的死亡，卻依舊在行兇后逃離了現場，其主觀上放任了張某某死亡結果的發生，因此其行為是間接故意殺人而不是故意傷害致死。現實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最初（不忠婚姻）的受害者轉變成最終（殺人）的加害者。這種弱勢群體的犯罪中，行為人犯罪時的主觀故意相較主觀惡性強的暴徒而言并不十分明顯，但這并不妨礙法官從現有證據及案件的不同情況客觀分析出行為人的故意內容，并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對案件定性。例如，甲與乙爭執中，甲拳擊乙頭部致乙死亡。如果甲明知乙患有嚴重的腦部疾病，則甲用拳擊打乙的行為應構成故意殺人既遂；如果甲不明知乙的病情，則可按故意傷害致死處理。對于那種無故挑釁，動輒用刀捅人，不計后果，不顧被害人死活的突發性案件，盡管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內容不明顯，一般也可按實際造成的結果定罪：被害人死亡的，按間接故意殺人論處；被害人沒有死亡的，按故意傷害論處。這并非過去違背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客觀歸罪”，而是因為無論其犯罪行為客觀上造成的結果是被害人死亡還是受到傷害，都在行為人的主觀犯意之內，這正是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體現。對確實難以分清故意內容的，一般按照處理疑難案件“就低不就高”的原則處理。